“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九沉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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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改革开放之前的1972年，安徽芜湖的年广九就开始偷偷地经营瓜子生意。在那个年代，即便做这样的小生意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十年之后，他的“傻子瓜子”红遍全国，他本人也被推到了“中国第一商贩”的时代浪尖之上。对他来说，1980年代带给他的不仅仅是光荣，还有不为人知的隐痛。已年近70岁的他依然神采奕奕，他为我们讲述了他在1980年代的经历。

    “傻子”+瓜子

    一提起我来，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傻子”。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上对我的“傻子”称号猜测很多，考证出处也不少。有的说我做生意公道，不会缺斤少两，傻乎乎的，故此叫“傻子”。有的人说我是淮北人，南方人称淮北人为“侉子”，“侉子”和“傻子”读音相近，所以叫“傻子”。其实这都不对。

    我家沿袭三代的绰号都叫“傻子”。1936年，我父亲到芜湖来，为了生计卖水果，他神态木讷，衣衫褴褛，不知道扣斤扣两，不会当奸商，人们都叫他“傻子”，时间长了人们就不知道他的姓名，只知道他叫“傻子”或“老傻子”。我跟着他做生意，人们就叫我“小傻子”。我是父母所生的第9个孩子，也是唯一幸存的孩子，父母叫我“小九子”。父亲去世时我已经20多岁了，人们就叫我“傻子”。现在我年纪大了，人们就叫我“老傻子”。我的几个儿子，人们都叫他们“小傻子”，就这样“傻子”名称传了三代。

    1972年,我改行炒瓜子,要为瓜子起一个商标名称,许多朋友对我说,就起“傻子”招牌为好，不要起“昌隆”和“兴旺”等吉祥的招牌，吉祥的招牌太多了，起一个似乎有贬意的招牌，反而会给顾客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样的例子很多，在外国有“米老鼠”和“唐老鸭”，在中国有“狗不理包子”和“王麻子剪刀”。我一听有道理，于是我就打出了“傻子瓜子”的招牌。事实证明，我打出的这个不好听的招牌，效果十分理想，瓜子畅销全国，还多次卖到国外。如果当时采用一个好听的商标，未必有这么好的业绩和这么高的知名度。1982年底，我的“傻子瓜子”获得了国家注册的商标权。

    “傻子瓜子”的起步

    我5岁那年随父亲从家乡怀远县逃荒到芜湖，4年之后就开始跟着父亲做水果生意，一干就是20年。期间，每逢水果淡季我就贩鱼。很多人好奇的是，我为什么退出了干了20年的水果生意，转而去炒瓜子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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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生意有一个特点，因为水果容易腐烂，我每次都不敢进太多，贩一点卖一点，这样让我感觉很累。因此20年下来我对这种生意厌烦了。1971年和1972年连续两年因为气候原因，各地水果歉收，立秋以后贩不到水果，全家人生活无着。我感到不改行不行了，但是干什么心里没底。情急之下，我就去请教已经60多岁的父亲生前好友熊仁寿大伯。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九子，你可以试着去炒瓜子啊，瓜子又不像水果那么容易坏，可以保鲜好几个月。你回家买口大锅，请瓦工砌一个炉子，再到供销社买些瓜子、桂皮、香料和食盐等原料，明天我去教你怎么炒。”我立刻回家按照熊大伯的指点做了。第二天一早，熊大伯就来我家教我炒瓜子。当天，把炒的瓜子包成275小包，带到电影院门口去卖，每包5分钱，不到两个小时就卖完了，净赚了8.85元.

    炒了一段时间，有人提出我炒的瓜子没有上海和苏州的好吃。于是我就专门跑到上海、苏州和北方的城市买瓜子，买回来品尝比较，在配方上作了改进，同时增加了花色品种，炒了奶油瓜子、酱油瓜子、椒盐瓜子和五香瓜子等5大类，共20多个品种，既有适合南方人口味的瓜子，也有适合北方人口味的瓜子。每个品种都能做到香味纯正，壳仁分离，一磕就开。我的瓜子开始在芜湖小有名气，人们都慕名来我家买瓜子，我的生意越做越大。

    “中国第一商贩”

    真正做大还是靠引起市长的关注和新闻的宣传。1981年9月4日，我正在家中炒瓜子，突然来了4个人，为首的是分管财贸的副市长赵文波，还有芜湖日报社总编辑、工商局副局长和公安局副局长。我一见这些人，心里就忐忑不安。前几天，我因“投机倒把”被关过两次。这次他们是干什么来呢？是罚单子、逮捕我还是抄我家呢？我炒瓜子谋生，难道也犯法了？我正在揣测之时，赵副市长笑兮兮地伸出手来同我握手，问我生意为什么在老百姓中评价这么好。听了这番话，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知道不是来找我麻烦的。赵副市长在品尝了我捧给他的瓜子之后说：“口味很好。要放开干，把瓜子牌子创出来，打到各地去，为芜湖增光！”第二天，《芜湖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的报道。就这样，我的“傻子瓜子”在全市传开了。

    与此同时，国营的、集体的和个体的瓜子经营者共有五六家纷纷上市，我家瓜子的销量也因此受到影响。于是我想出了两条妙计：一条是薄利多销，立刻宣布每斤由全市统一价2.4元下降到1.76元；二是足金足两，童叟无欺，少一罚十。这一招果然灵，两三天内，我家瓜子的销量猛增。每天销售3000斤左右，而且逐日增长。这时《光明日报》在头版作了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纷纷上门前来订货，可是我做不出来。怎么办呢？我迅速在市郊办了3个瓜子加工厂，雇工30多人，日加工量7000斤到10000斤。不久，我顺势而上,在合肥、蚌埠、淮南、马鞍山、铜陵和安庆等城市设立16个代销点，由原来单一的零售发展到代销、促销和批发等多种经营形式。

    紧接着，我又把瓜子卖到了上海，在上海南京路和淮海路两家食品店开设了销售点。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陆续作了报道，上海话剧团也演出了《傻子进行曲》的话剧。这些立刻引起了不少的轰动，来这两家店买我瓜子的人都得排着长长的队。接踵而来的是全国10多个省份50多个城市的富商到芜湖，要与我合作，让我招架不住。我是欲罢不能了。1982年下半年，我就在城郊租地建房办起了第4个瓜子加工厂，这个厂子有10口炒锅，日产1万多斤。无奈之中我又在南京、无锡、苏州和昆山办起了加工厂。单是芜湖这边厂子的雇工就有103人之多，因此我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个体户。人们称我为“中国第一商贩”。

    雇工风波

    由于103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国家工商局有关个体户雇工最高8个的规定，舆论哗然。这场争论，我作为小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后来才陆续有所耳闻。“年广九是暴发户”，“年广九是新型资本家”，“年广九搞资本主义”。“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从党政机关传到理论界，从芜湖传到省里，从省里传到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