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高只有一米六的弗里德曼在历史中的影子却拉得很长，他把自由主义思想弥漫到大众心里

    米尔顿对于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自从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大崩溃，以及随后长期的大萧条，很少人能够再相信，市场自发调节可以达到经济的稳定运行，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折中主义路线所代替。当时，政府干预被公认为经济繁荣的灵丹妙药。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70年代，早已远离了经济萧条的美国和西方世界在凯恩斯折中主义路线中进入了滞胀阶段。这个时候，依然很少有人意识到政府过度干预的荒谬。事实上，大萧条开始以来，市场自发调节就被认为是政府干预的替罪羊。

    谁来拯救亚当·斯密？谁来拯救自由市场？只有弗里德曼做到了。1976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论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这年是《国富论》出版和《独立宣言》签署200周年，而弗里德曼几乎独自把经济学从凯恩斯主义全面胜利的边缘上拉了回来。

    弗里德曼和凯恩斯

    20世纪末，《时代》周刊的编辑们聚在一起评选世纪经济学家，最后他们选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但是他们差一点就选了米尔顿·弗里德曼。事实上，主编诺曼·佩尔斯廷很希望弗里德曼能够胜出。诺曼如此评价弗里德曼，“清楚地说明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和政府过度干预的危险”，而且“人矮却站得高”。

    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二战之后的美国，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成为那个时代的代名词。而当弗里德曼成为罗纳德·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的座上客，并被采纳了他开出的控制货币发行的药方，经济又得到了扭转。

    凯恩斯出身于剑桥名门，弗里德曼却只是20世纪初血汗工厂工人的孩子。富有戏剧性的是，血汗工厂被认为是自由市场发展的必然，这在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早有论述。至今在西方经济学家眼中，马克思的理论罪不可赦，他将自由市场打入到前所未有的冷宫，而冷战时期美国最大的“敌人”苏联，就是马克思社会工程化影响下的产物。

    弗里德曼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精神导师就是亚当·斯密，他在自由市场上毫不妥协。而凯恩斯，却在马克思和斯密之间徘徊，最终，他一方面承认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一方面又认为市场也发挥着作用。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过了非常时期，政府的干预造就了经济的停滞发展。而此时，弗里德曼已经意识到，也是政府干预导致了大萧条。

    凯恩斯在《通论》中用着晦涩的语言表达着他的观点，而弗里德曼却尝试用一种轻松的笔调去解释现实世界。当凯恩斯的学生、麻省理工学院的神通保罗·萨缪尔森开始用一版版的经济学教科书来普及凯恩斯的思想，数学符号和计量经济学就成为那个时代经济学的代名词。而弗里德曼却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做着实证研究，并只身一人酝酿对凯恩斯众多门徒的挑战。

    英雄论战

    弗里德曼开始论战并取得了胜利，并且几乎独自一人捍卫了斯密的自由市场的传统。这似乎与他的身高有着关系，尽管这样说对他有些不敬。他显得比其他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更加有耐力，且富有智慧。这不得不令人想起了拿破仑，同样的身高，不同的战场，却都扮演着英雄的角色。

    需要明白的是，凯恩斯主义已经深入人心，挑战它的难度无异于在冬季跨越阿尔卑斯山脉。在弗里德曼之前，想翻过这座山的也有他人。这些可怜的“登山者”包括开普敦大学的威廉·H·哈特、记者亨利·赫兹利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穆雷·N·罗斯巴德等等，无一例外，他们不是自己没有解释清楚，就是被凯恩斯《通论》怪异的语言所拖累，或者站在学术界门外攻击。

    接着就是奥地利学派沮丧的经历。学派的带头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关于凯恩斯的著述很少，他的巨著《人类行为》只涉及了一点。20世纪30年代反凯恩斯的带头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则在战略上犯了错误，他忽视了1936年出版的《通论》，后来他深深懊悔。后来他仅仅在1979年的一本小册子中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即《骑虎难下：通货膨胀的凯恩斯主义遗产》。

    这时的弗里德曼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萨缪尔森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后两年，也成功获得了这项殊荣；在美国最著名的学府之一——芝加哥大学教经济学。他在专业经济学方面的资历无懈可击，而他关注的货币政策和货币数量论在通货膨胀时期尤其引人注目。

    弗里德曼开始进攻了。1962年他捍卫自由放任经济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出版。他第一次尝试将自由市场介绍给一般公众。这本书在对自由市场雄辩同时，强烈谴责了过大政府造成的恶果。该书发表10年之后，萨缪尔森也认为它是“对一个重要观点的逻辑严密、细致入微，而且常常很有说服力的阐述”。

    此外弗里德曼还成功利用了媒体。弗里德曼很乐意于在美国《新闻周刊》的专栏为大众写稿，从1966年——1984年笔耕不辍。而他成功的颠峰时刻，是在1980年1月电视系列片《自由选择》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的播出。节目形式很吸引人，每期节目都以弗里德曼公开演讲开始，随后是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激烈辩论，题目则包括“谁保护消费者？”“谁保护工人？”等等。

    弗里德曼后来评价说，该片将我们带入生活中最令人兴奋的事业。有趣的是，这个节目的导演对弗里德曼并没有好感，但是却认为，既然此前他们已经播出过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不确定的年代》，那么就不得不播出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加尔布雷斯是弗里德曼最大的论敌，历史巧合，前不久，他也告别了人世。

    乐观的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的精神导师亚当·斯密就是一个乐观的人，似乎也只有乐观的人才能挑起自由市场经济的大旗。乐观让对手对他既尊重又尴尬。

    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斯考森评价说，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在学术听众面前出现不啻于造物论者在自然课上出言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自由放任的支持者们常遭欺哄或被嘲笑。据弗里德曼所言，像杜克大学那样声誉好的大学拒绝使用他的任何书，那里的经济系认为他的著作不值得购买。

    即便如此，这个倔强的小老头依然坚持着他的信念。60年代晚期，弗里德曼应邀去威斯康星大学与尖锐的凯恩斯主义者里昂凯泽林辩论。辩论最后，凯泽林一边宣读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一边嘲笑这些内容，希望借此获得辩论的胜利，当他读到第十一点时，遇到了史料未及的麻烦，第十一点呼吁在和平时期取消军事征兵。弗里德曼对该草案的反对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获得了辩论的胜利。

    弗里德曼1932年去了芝加哥大学念硕士学位。由于按照字母顺序排座位，所以他与他后来的妻子露丝·莱迪克特邻座。从那时起，他们便成为搭档和合著者，并且在1938年成为甜蜜的一对。他们有两个孩子——戴维和詹妮特，戴维也成了一位经济学家，他写的书也传到了中国，而詹妮特则是一名律师。

    在芝加哥大学，弗里德曼还认识了萨缪尔森。有趣的是，萨缪尔森由货币主义者转变成凯恩斯主义者。而弗里德曼，却是从当初欣赏凯恩斯主义而变成货币主义者的。他于1933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又辗转至哥伦比亚大学读了博士。1946年之后，他就重新呆在了芝加哥大学，直至1977年退休。

    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在颁奖仪式期间，瑞典斯德哥尔摩出现了示威者。这是因为弗里德曼被涉嫌与智利的独裁者奥格斯托·皮诺切特有牵连。然而，皮诺切特1973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统治之后，恢复经济采用的就是芝加哥学派的药方，而智利在此后的20年里，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并创造了高增长、低通胀和出口繁荣的奇迹。1990年，智利恢复了民主制度。

    善用媒体的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上，早在1976年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广为中国学人所知的是，弗里德曼一直以来对中国改革的深切关注。他曾经三次访问中国，给过中国改革开放一些意见和理论指导；他曾不吝辞藻赞颂香港，认为那是世界经济最自由的地方；而在去世前一个多月，他还针对香港经济政策可能发生的变化，在《华尔街日报》发了专文评论。

    然而，尽管弗里德曼的大名在中国广为学界所知，却并没有西方一些国家那种街知巷闻、无人不识的知名度。他去世之后，不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媒体都是不断发布消息。包括美国总统布什、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现任和前任联储主席等政要、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甚至普通民众，都纷纷致以哀悼，回忆其生前对他们曾经的影响。

    究其原因，是因为弗里德曼执笔能文，搁笔善辩，他在学术上完善了自由主义体系，并且他把自由的理念带到人们的心中。而其重要途径就是包括了报刊、电视等在内的公共媒体。

    1966年至1984年的近二十年间，他为《新闻周刊》(〈Newsweek〉)撰写两周一次的专栏，用经济学原理分析涉及公众的事件；1980年，他亲自登场录制了10集介绍自由经济理论的电视特辑《自由选择》(〈FreetoChoose〉)，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连续播放10周，轰动全国。不少电视台预留最佳时间播出相关节目，甚至有纽约市的电视台以之来对撼历来极为美国民众喜爱、收视率甚高的美式足球决赛；1989年之后，

    他又重新修改节目，缩减成5集精华，加进一些新内容，邀请著名影星施瓦辛格和前总统里根等作主持。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二战之后，强调宏观调控、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风行，成为西方很多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这些地方，开始了大规模国有化的进程，对经济活动也施加了严厉管制。弗里德曼敏锐推断，如此下去，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导致国家权力的集中，必然损害公众的自由。并且不少民众对政府的依赖已经到了迷信的地步，一旦出现经济问题总认为是政府的不作为。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把经济学理念，通过显浅的逻辑分析，解释给民众。

    他选择了报刊专栏，选择了电视，通过这些大众媒体阐释他的自由理念，影响了不止一代美国人。如今已成了加州州长的施瓦辛格就说：“我最初接触到他有关货币、自由市场以及个人自由的权威著作时，仿佛受了当头棒喝。”

    他的学术文章即使对一般经济学人来说，也并不容易理解，但是，面对公众，他用浅白的文字，推广自由经济学说，宣传大市场、小政府，告知公众，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他抨击福利政策和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危害，他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发扬光大，使得长期以来，不少人都认为是他的发明。

    这些大众媒体，是弗里德曼教授传播经济常识和自由理念的工具，也架设了一座从严谨学术阐释到自由理念传播的桥梁。他是自由体系的学术完善者，也是传播自由主义理念的优秀实践者。他从书斋中走出，大笔如椽，滔滔善辩，与那些错误的观念为敌，战斗到底，为20世纪的人类思想增添了亮丽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