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刚，一个拍卖行老板，3年前因为涉嫌向某省高院两位法官行贿，这两位法官案发牵连到他，随后被司法机关羁押，要求协助调查。从一个身家千万的拍卖行老板沦为阶下囚，胡刚在看守所306天的日子里，将自己的经历孕育为一部小说。

　　从看守所一出来，他拎着100万字的书稿走进出版社。

　　入 道

　　胡刚始终强调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从一个小县城考上大学，成了一名每天和黑格尔、德里达打交道的哲学青年。当年，为了办一本叫《旷野》的诗刊，胡刚四处“化缘”筹集经费。后来他总结，这是培养经商意识的起端。

　　最初，胡刚的人生之路平淡无奇。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转任人事处干部。按部就班的生活乏味得让胡刚常常借酒消愁，惟一让他欣慰的是，他的几部中、短篇小说开始在《小说界》、《青年作家》等文学刊物上露脸。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知识分子下海潮裹挟着胡刚来到火红一时的海南。“当时一个专门带人找房、看房的活，一年下来就能赚10万。”

　　凭借良好的悟性，胡刚进入海南的艺术品拍卖行业，并挖到了第一桶金。但这样的好光景并没有持续太久，国家宏观调控挤压海南房地产泡沫，人气聚散无定，胡刚决定回乡发展。

　　1998年9月，胡刚在家乡的省城成立一家拍卖公司，从事艺术品拍卖。为了证明公司实力，胡刚执意把公司设在省城当时最为气派、租金最昂贵的写字楼里，而他从海南淘金归来的“大老板”身份也很快显示出受人追捧的“晕轮效应”。

　　艺术品拍卖是新兴行当，聚人气，顺潮流，加以电视、报纸的轮番鼓噪，胡刚的拍卖公司很快就声名雀起，红火起来。但他很快发现艺术品拍卖标的额小，一般也就是几万几十万元的生意，赚不了大钱。

　　经人点拨，胡刚开始把目光转向法院的委托竞拍业务。“法院的拍卖业务，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标的额，拍卖行最高可以收取买卖双方10%的佣金，这是个让人垂涎的大买卖。”胡刚说。

　　拍卖公司成立好几个月，没接到一单法院委托拍卖业务，胡刚很着急。这时有朋友提醒，要想做好拍卖生意就必须去与负责执行的法官打交道，法官手里掌握着拍卖资源的分配权。

　　拍卖资源就在法官手里，法官凭什么给你做而不给别人？这涉及到行业的潜规则——明规则是，公事公办，可事情就是办不了；潜规则，你知我知，只要达成默契，就能事半功倍。

　　胡刚开始发动同学、朋友、亲戚，四处去结交那些掌握着拍卖资源的法官。他还苦练拜会功，一有时间就去“泡法院”，每到一个办公室，就会顺手往法官桌上扔两包高级香烟或槟榔，动作娴熟得都让人无以拒绝。

　　“第一趟不行，就跑第二趟、第三趟，等到大家混到脸熟后，法官们就不好意思打官腔了。”

　　“生 意”

　　在胡刚看来，做生意一是做市场，二是做关系。而某些生意似乎也没有纯粹的市场，最后仍不免归结到关系上去。对于“槌子一响，黄金万两”的法院委托拍卖业务，“关系”更是决定拍卖公司生死的要害。

　　通过一位朋友的搭线引介，胡刚终于结识了省高院执行局的一位姓贾的法官。胡刚和法官的关系是从吃饭、喝茶开始的。起初，贾法官对胡刚还有些戒备心理，几次饭局后，他觉得知识分子气质的胡刚谈吐不俗，双方颇感投机。

　　胡刚断定，他和贾法官最终关系“混得很铁”的标志是他们一起去唱歌娱乐。“法官答应你去唱歌是很重要的信任信号。”胡刚说，因为几个男人在包厢里唱歌，“有点一起做坏事的感觉”，这是一种亲密又不越界的举动。

　　“双休日不能休息，手机不敢关机。”胡刚说，因为你不知道哪位法官会打你的电话，万一找不着你，他就会给另外一位拍卖行老板打电话。

胡刚说，一旦法官说要用车，就要把公司的奥迪 A6车洗好、加满油，开到他门口。“如果没有司机，你得抛下一切，亲自为他驾车，还要说自己一点都不忙。”

　　“刚回省城时人生地不熟，光结交贾法官就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胡刚说，那一年，公司的公关费花了20多万元。

　　2000年初，胡刚从省高院这位贾法官手里揽到了第一笔业务：拍卖省城某农贸市场一层。这个市场最终以720万元的价格成交，胡刚获得72万元佣金。胡刚拿出10万元给承办法官送去，“兑现得越痛快越好”。

　　“窑 变”

　　胡刚第一次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冲突：明知是在行贿，却又懵懵懂懂，不清楚会面临何种处罚；明白必须回报法官，不然会让人瞧不起，更重要的是断了自己的财路。

　　渐渐地，再面临这种矛盾时，胡刚找到了“平衡点”——把送钱过程隐秘化：他从不通过银行转账来付钱，因为那很容易被查出来。他蚂蚁搬家式地提取储备现金，然后集中付给法官。

　　自第一笔钱送出去后，胡刚知道自己和法官已结成了坚实的同盟，而他以后的生意也会越做越大。农贸市场的成功拍卖，让胡刚名利双收，承办法官也认为胡刚的办事能力确实让他们放心。

　　两年后，那位贾法官又给胡刚拉来了一笔更大的业务，这一笔拍卖的成交额为2300多万元。“自然，这笔业务搞完后我又把一笔钱给他送了去。”　　

　　“要想能把生意长久做下去，你一定要让法官感觉到收钱‘很安全’。”胡刚说，这些法官对受贿的法律后果很清楚，他们惟一担心的是，公司账面上如何平衡这笔钱？

　　胡刚坦诚地向受贿者“证明”收这笔钱绝对安全。首先胡刚的拍卖公司是私人独资，应此不必经过其他股东同意，也没有上一级公司来查账。

　　其次，胡刚想到一个绝妙的平衡账面的方法：用艺术品来平账。比如，先给法官送一只普通的青瓷瓶，然后由法官委托另一家拍卖公司拍卖，他再在拍卖会上以500万的高价竞拍买下，这样通过“合法手段”将500万的行贿款送了出去。艺术品的价值很难准确评估，所以抓不到任何把柄。胡刚这一招屡试不爽。

　　就这样，胡刚拍卖公司的生意如细水长流，到2003年底，他已经拥有近千万元的资产。

　　对于财富的急剧聚敛，胡刚当然明白是一种罪恶的“权力寻租”，正是因为他与“法官进行二次分配”的承诺，让掌握拍卖资源的法官让他获得业务。“这破坏了市场公平交易的环境，侵害了其它拍卖公司的商业机会。”胡刚自省。

　　胡刚常用瓷胎自喻，有时候所处环境就像一座烧制瓷器的“窑”：在那个看不见的地方，瓷胎有可能会发生一种非人力能控制的、也不能被重复的状况——窑变。

　　忏 悔

　　自信的胡刚一向自诩行事谨慎。本来做得天衣无缝的“生意”，最后还是出了事。将他招供的是省高级法院的两位法官。

　　2003年11月底，由省高级法院委托的深圳某房地产拍卖项目，因为法官涉嫌受贿案发，涉案法官交代出曾收过胡刚拍卖公司的好处费。

　　2003年12月9日，胡刚因涉嫌行贿遭刑拘。最初，胡刚决定自己独自“扛”着，因为他还想继续从业，“不能说，说了就没法再和法官合作”。

　　但办案人员很快打消了他的念头，“你当他们是朋友，他们却没把你当朋友”，办案人员把两位法官的悔过书中几个小节出示给胡刚看，“法官详细供述收钱的时间、地点、人物”全部很清楚。

　　“对方已经招供，再扛已经没有意义。”两个星期后，全部招供的胡刚被逮捕。初入看守所，睡觉时见不得一丝光亮的胡刚百般痛楚：晚上头顶灯光，身边有巡逻武警的脚步声、拉枪栓声，监号的呼噜声、叹气声。

　　同监共有6人，无聊时就打牌，看别的犯人丢下的武侠小说。

渐渐的，一直很忙的胡刚发现自己有了足够多的时间，来回顾和审视他的前半生。

　　大学念哲学的胡刚重新反思人生的意义，他拿起了笔。因为在“里面”，他找到了一条通向外面世界的通道。进入创作阶段后，日子就显得不那么漫长，胡刚最多一天可以一口气写一万六千多字。脱稿时，他已写满了一百多本一元钱一个的本子。

　　2004年10月15日，胡刚被取保候审。后经过检察机关认定，免予起诉。胡刚的拍卖公司散伙了，他过去积累的千万资产也因涉及“非法所得”，大部分被没收充公。

　　一位文学评论者这样描述胡刚的小说，“读这样的小说会时常听到碎裂声——人生有价值内容的毁灭……”但是胡刚最看重的是他前妻——一位大学教授的评价：“一个‘无序’世界里，一群男女的‘无奈’生活。”

　　当胡刚写出小说，把拍卖行业的内幕完全捅开，他同时也感受到了来自同行的压力，他自己也不可能再重拾老本行了。眼下，胡刚已经将自己的拍卖公司转让出去，他只做拍卖师、一份敲槌的纯技术性工作，因为他不想“以同样姿势摔倒在同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