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出国潮带动了英语热，是英语考级成就了新东方，是俞敏洪抓住了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中国培训产业平地一声雷，因为业绩突出成功海外上市，因为上市成功不仅使俞敏洪成为中国“教师首富”，而且使新东方似乎从此天下太平，再无纷扰了。

    但是，上市，也是把双刃剑。就如同新东方一样，从来都是危机与希望并存，内忧与外患不已。最适合拿来与俞敏洪比喻的，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基里斯之踵”。因为脚后跟没有被冥河水浸泡，即使周身刀枪不入，但还是具有了明显的缺陷和天生的弱点——俞敏洪创业伊始，就遭遇了一种划时代的大是大非的诘难与拷问。可惜的是，他不能、没有和无法回答我们很多人也模棱两可的问题。

    产业化之虞：教育？还是培训？

    俞敏洪的头衔里有一个“教育家”的称谓。但实际上，他充其量是个“培训师”，因为学生海量，抑或可以称为“培训大师”。原因很简单，他的“教育内容”是技能而非学术。于是，他做出的全部贡献并非“通过英语教育来提高国家的软实力”。于是，他的新东方就成了GRE、托福、雅思这些“中国高教成果收割机”的“辅机”。

    教育者，教养化育也。在新东方，尽管俞敏洪反复地强调要建立“非功利”的“有点高尚”理想主义的新架构，但是，高尚的价值追求和理想的献身精神就总是与新东方无缘。这是因为，俞敏洪本人就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好学生”，而他创业的初始动机也并不“远大”，这种“胎”里带来的先天不足，是新东方“闹待遇”、“分钱不均”等等“没文化”现象在险象环生中将俞敏洪拖入更深的泥潭的“病理”。

    于是，就像当年孔子因为收了学生的肉干(学费)而使得人们指责他的教育家DNA不纯一样，俞敏洪难以逾越的，是教育的商业化悖论——俞敏洪曾表示想把新东方办成中国最好的私立大学，对呆板的中国教育体制做个补充。在他心目中，私立大学“代表了很高的办学境界和理念”，但他不会不知道主流的私立大学都是非赢利的，从哈佛、耶鲁、斯坦福、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到MIT……更不可能是上市公司。据统计，美国非赢利和赢利性质的私立高校分别为2307所和2584所。赢利性高校的学术贡献与非赢利性高校根本没有可比性。而这个没有钱就一天也玩不转的新东方，能够教养化育出品学兼优的学生吗？能够锻炼和考验出一个杰出的教育家团队吗？能够成为名垂青史的教育大家吗？

    关于教育产业化的争论，已经进行了很久，尘埃尚未落定。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如果将我们的教育真的推向市场，真的以效益论成败，真的以功利论英雄，那就真的是教育的莫大悲哀了。

    而如果教育不做大手术，不从指导思想上进行彻底的改变，我们在人才培养目标、教改方向和教育自身发展等问题上还是难以自拔，无法走出困境。一句话，如果中国教育改革到位，根本就不会给新东方这样的培训机构造成机会。而如果新东方在应运而生中走得这么远，它已经对中国的培训产业做出了贡献。

    被混淆的，是俞敏洪自己没有弄清楚的一个界限：培训与教育，是两回事。尽管培训根植于教育，但新东方真正做的，从头至尾都是培训而非教育。前者，给人以技能；后者，是教人做人的。

    被割裂的，是教育本身一直也没有解决好的一个矛盾。

在中国这样一个重修养(道德)而轻技术的传统文化作用下，从古到今都没有摆正关于技能与修养的关系，正像我们仍在赚钱与理想中间骑墙一样。所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饱学之士，就与正直无邪的寒士划了几千年的等号；所以，这个在利润滚动下隆隆驶来的新东方快车“谋杀”了俞敏洪的“理想”。

    俞敏洪很郁闷，他一直都不开心。新东方越是向前走，他就越是想要向后转。新东方已经成功得可以了吧，他俞敏洪却更是充满惆怅——在培训的锅台上怎样上教育的炕？

    所以，俞敏洪最喜欢人家叫他“老师”，俞敏洪反复强调自己是在做“教育”，俞敏洪最爱做的事情是“演讲”。只有在“演讲”中，俞敏洪才能面对众多崇拜者道出自己锲而不舍的人生经历，讲出惊天动地的做人道理，论述人生成功的真正奥秘——激励者成功者胜利者俞敏洪的政治的、道德的和伦理的基因。

    然而，这样一个为理想而献身的“教育家”，反过身来则要面对的是——讲课费怎么分？管理层(自己)拿多少？学费能否收到？团队能否不散伙？三驾马车怎能不分套？队伍怎样才能不内讧？如今又多了股票千万别缩水，证交所怎样不摘牌等等经济纠纷和绩效杠杆。

    矛盾，看来不是俞敏洪一个人要面对的，但俞敏洪因为走在了前头就带有的标本意义，却不会给他太多的选择与思考的机会。就像当年他被逼上自主创业这条路一样，俞敏洪别无选择，俞敏洪无可奈何，俞敏洪哭笑不得。

    人格化之惑：教师？还是商人？

    随着媒体上“俞敏洪成为中国最富有的老师”的一声呐喊，俞敏洪回不了车了：商人，是俞敏洪的本质属性。

    问题很简单，俞敏洪的收入如果是教书所得，那他就是老师。而他在一夜之间身价20亿的原因，是因为股票获利。尽管人们仍然习惯叫他俞老师，尽管他始终没有脱离教学第一线，但是，从最早的“讲课高手”，到后来的“教师经纪人”，再到如今的“国际财阀”，好为人师的俞敏洪，已经蜕变为彻头彻尾的商人。

    既为商人，就要修养商业化人格。在商言商，无庸置疑。而商人的人格的本质特征就是利润、效益和绩效这类“人性杀手”。即使是最伟大的商人，也有“原罪”；而所谓商人者，“伤”人，也自“伤”。为了还商人以清白，莎士比亚曾在《威尼斯商人》中将好、坏商人在对比中试图泾渭分明，但即使是好商人安东尼奥也非圣贤。

    那些成功到顶点的商人例如巴菲特、盖茨和李嘉诚，他们最后几乎都选择了以赚钱始以慈善终，其原因非常简单，钱——商人们望眼欲穿的、孜孜以求的和全力以赴的努力与奋斗之后，并不是人生真正的顶点。而作为“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教师的职业性质、工作范畴和道德操守，使他们天生地与圣洁、崇高和伟大“兼容”，即使出些许败类也无伤大雅。

    当教师也在赚黑钱，人心不古的事情屡屡频现，正是教师职业的本质属性的规范，使得这一职业的光彩仍然夺目。存在决定意识，商人与教师，拥有不同的人格，遵守不同的职业道德，采取不同的价值操守。

    是的，当你站在天真无邪的学生面前，当你望着那无数双燃烧着求知欲望的眼睛的时候，当你被掌声和鲜花簇拥着欢呼着的时候，一种神圣油然而生。

反过来，你赚的却是他们的、他们父母的血汗钱，你作何感想？

    信息不对称！人在这种时候最容易发生误差，产生偏激，发生动摇，特别是像俞敏洪这样的已经商人化的“教师领袖”——资本家俞敏洪。

    于是，在俞敏洪这里的另一个反差出现了：知本移位，资本说话——向学员多收学费、对教师少付课时费，赚到的大批钱财化作管理层丰厚的收入和股东们的分红。最近三个年度，管理费用分别为1.63亿元、2.08亿元和3.03亿元。新东方2006财年管理费用占到总收入的39.3%，其中发给管理层的“股权激励”折算金额达6446万元。此外，近三个财年的分红金额分别达到2730万元、6548万元和6427万元。这，就是新东方的赢利模式。如果不这样运营，新东方不会有今天。

    于是，就像俞敏洪不得不“按照董事会的要求”配上了常年的私人保镖一样，他不能不去参与分红，他也不能不去管理他的股权，他甚至不能(眼下)随自己的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而假如他明天去慈善，那当日的股市就可能崩盘。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再战江湖，别无它途！

    这就是商人的生命轨迹，就像教师们要呕心沥血要甘为人梯要反朴归真一样。

    俞敏洪，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总是在摇摆，偏要试图“两栖”，仍然要做一个“教师商人”和“商人教师”。但是，在获得了物质上的巨大成功之后，他似乎并没有获得精神上的极大满足——俞敏洪很可爱，也可怜。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他们的双腿已经踏进了海里，但他的双眼仍在留恋刚才岸上的风景。他们喜欢模棱两可，崇尚难得糊涂，乐于求全责备，在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国式审美”中，被审美与功利同时纠缠——中和的道德规范，偏偏遇上了金钱的终极反应——做人难，赚钱难，处世难，难坏了我们所有人。

    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走出这种形而上学的桎梏，就无法获得脱颖而出的快感，从而不能产生足够的爆发力去冲撞世界经济的最高点，我们将在一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尴尬不能自拔，总是在似是而非中讨生活——新东方不可能再造神话，俞敏洪无法走出错误的自我认知。

    世界观之忧：崇高？还是低下？

    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的国度里，当落后成为资源，神话就出现了，这和发达国家当初的发展十分相似。

    作为“民间力量的一个符号”，“出国梦的制造者”，俞敏洪和他的新东方“将中国人望而生畏的出国考试变成了福特式生产线“。靠一只浆糊桶刷在无数电线竿上的小广告，俞敏洪人生中最大的高峰体验，带给了无数青年学生以鼓舞，这是人们喜欢新东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白手起家、关于峰回路转、关于自强不息，是青年学生最热衷的话题。

    于是，新东方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两个：第一是俞敏洪神话；第二是较高的考试通过率。新东方成功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是本土外语教学的落后给新东方等外语培训机构提供了商业机会；第二是率性俞敏洪能够吸引高质量的外语教学人才；第三是出国热给新东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学苗。

    于是，新东方失败的危机，也明摆在那儿。

一旦高等教育改革将使外语教学出现变革，一旦出国热降温，一旦外语考试政策变革，都可能使学苗锐减。而没有了学苗就意味着拿不到优厚的酬金，那些高质量的外语人才就可能不再被新东方吸引——俞敏洪树倒猢狲散。

    所以，早在1995年新东方如日中天之际，徐小平在温哥华问俞敏洪还??。”

    作为一家培训企业，商人俞敏洪明确地知道，新东方之新，“新”的是高学费=高讲课费+高运营费+高营销费+高管理费。也就是说，如果有哪一天收不来高学费，新东方就会“旧”掉。

    所以，除了探索新的赢利模式还能够转危为安，商人俞敏洪更寄希望于让新东方高尚起来。教师俞敏洪所期盼的崇高——没有时间表。

    这是俞敏洪说不出的痛，这是新东方的内伤。能够在纽交所上市，给新东方“管理创新”的“紧箍咒”，此为一喜；而从此以后的新东方甚至成了老外的赚钱机器，俞敏洪再次遭遇自己的忧郁滑铁卢——“教师”的“教育”的拷打：穷学生为圆留学梦找到穷教师，经过双方的浴血奋战，新东方展示了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为理想而共同奋斗的美好群像；但所有的参与者又同时是中国最功利的一群：学生脑子里没有那些“大道理”，甚至追求的都不是知识。分数，是他们唯一在乎的，只要高分，低能也在所不惜；校方和教师在乎的则是这三样东西——学费(钱)、讲课费(钱)、管理费(钱)！

    新东方2006财年数据显示：直接运营成本(主要是给教师的工资)和管理成本(主要是管理层的工资和奖励)各占营业收入的40%，营销费用超过10%，利润率极低。这样的经营状况也能在海外上市，足见得海外资本市场的饥渴。而即使新东方上市了，那募集来的资金能否给新东方带来更好的业绩就更加是一个问号。

    良好的发展走向是，新东方成功转型——在规避市场风险、政策风险和运营风险的同时，一是使新东方打造出更新颖的赢利模式，二是创造更成功的市场预期，三是锻炼和改造自己的团队。

    如果新东方要持续赢利(不这样就被摘牌)，那首要的事情就是要打造它的核心竞争力——要以“知本”和“资本”的互为作用实现俞敏洪一直诉求的“崇高”，即品质。一位从新东方离去的前高层，痛陈语言培训机构“缺乏创新和自主研发教材，重复类似的讲义，甚至重复着类似的调侃、煽情故事”。但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是你跟着托福、GRE跑，还是美国方面根据你自主研发的成果修改试题？

    俞敏洪终于交上了一份答卷：改变新东方单一外语培训学校的形象，将业务拓展到职业教育、基础教育、IT培训、网络、出版等诸多领域。一个覆盖所有年龄段(从学前班到老年班)、囊括各种学习形式(学制有长有短、可脱产、可在职)、利用各种媒介(面授、网络、光盘、书籍等)的教育“通吃”计划已经启动。

    “赢家通吃”是个不错的商业规律，但这就是俞敏洪和新东方未来的“崇高”出路吗？显而易见的是，利益分配上的”内循环“之难困扰了新东方许多年，这次的海外上市应该不是化解”新东方宿命“的唯一途径，同样地，以“外国人的钱来办中国的教育”的说法缺乏依据——不是慈善捐款，缺乏实业支撑，那时股市投资人飘忽不定的追捧或扬弃，是国际资本玩家的名利场。

    当初，俞敏洪就在是做“精品”还是“产业化”上举棋不定过，如今在上市后更加地模糊与迷惑，他多次无不自嘲地说过：“我给自己做了一个笼子，无法往外钻，否则笼子一收紧，我就被吊死了。

”他还说过：“我真心希望在新东方一点股份都没有，不管卖掉还是送别人都可以，这样我可以安心离开新东方。我可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比如写书，驾车游走世界，或者到贫困山区教书。”他甚至产生了一种特别价值观：“很想到西北买一片荒地，变成绿洲。因为我对土地有着无比的亲近。”

    然而，这一切都是俞敏洪在完成原始积累摇身一变为“富豪教师”之后的“新鸳鸯蝴蝶梦”。没有今日的财富(存在)，哪里有这样的清高(意识)——无数成功商人的一种同样的心态：由低下到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