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孙又进一步强调:“作为职业经理人,我们要铭记在心:结果才是检验真理惟一的标准。所谓‘ResultsSpeak’(拿结果说话),执行力是最关键的LastMile(最后一里地)。”
但是,一个简单的疑问随之产生:如何保证执行的过程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呢?
从责任制到“问责制”
在惠普前任首席执行官卡莉最新出版的自传《勇敢抉择》中我们看到,卡莉在力图高瞻远瞩的同时,却没能将她的伟大计划推行下去。卡莉将之归咎于自她上任以来就没有停止过的内部纠葛,但同时令读者不得不发问的是:为什么没有一种制度来评估策略的结果呢?这样不就可以“迫使”策略被执行了吗?——事实上,“评估结果”正是马克·赫德走马上任后所做的事情。
“马克非常强调绩效。从马克自己到公司每一个人,都要把目标写在业绩评估报告里。”孙振耀说。目标怎么去衡量?——这就不得不提到惠普目前推行的“问责制”。
“问责制,就是对结果问责。以此来衡量我们这套系统。”孙振耀说。
要了解问责制,就必须提到两个单词:Accountability(结果责任)和Responsibility(工作责任),问责制就是寻求这两个责任间的平衡。结果责任,就是员工对一件事的结果、后果所负的责任。而工作责任,就是员工直接负责做的事情。当他的级别到某一个程度,他直接负责的工作责任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却要承担结果责任,也就是要对一件事情的结果、后果负全部责任。“比如:我并不负责中国惠普的全部工作,但我对中国惠普的运营结果负全部责任。”孙解释说。
马克·赫德执掌惠普之后,对两者的比例做出了新的定义。事实上,问责制最终追求的是工作责任和结果责任的合理分配。对于负责者来说,如果能够做到工作责任和结果责任百分之百的重合,也许是最好的结果,但对于惠普这样的大公司来说,也就会失去资源整合的优势。
孙振耀对“问责制”比例的重新分配深表赞同。“举例来说,我为什么今天代表所有事业部来接受你的采访,而不是三个事业部的老总各讲一摊?”孙振耀说,“还是有30%的工作需要有人做,这就是共享服务。这30%虽然不是另外两个老总直接控制的,但他们也有工作责任。”与之相辅的是,另外70%的工作,部门经理就要负上结果责任了。
“以数字化看待这种转变。”孙说,“即使在承担百分之百结果责任(Accountability)的要求下,工作责任(Responsibility)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在过去只有45%,其余部分要依靠平级部门之间的协调来达成,而在今天它已上升到70%,并趋向80%的目标在发展。”
而惠普将公司按照市场特点划分为不同的业务集团,并为每个业务集团配备尽量充分的资源,减少不必要的业务流程交叉,也有利于问责制的执行。
追求卓越,惠普之道的惟一源泉
孙振耀在惠普工作了25年,经历了3次重大的变革,换了19个上司。“IT界里面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Changeisthewayoflife(改变就是生活方式)。”孙振耀说,“如果某人说不能承受不停的变化,那他就是入错了行。”但对于孙振耀来说,在惠普有一样东西是永远都不会变的,那就是“惠普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