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称之为管理创新,与管理创新相对应。
在管理实践中,创新的内涵十分丰富,20世纪初叶“创新理论”的创始人熊彼特就揭示了其中的五项内容:1、引进新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2、采用新技术,新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获得原材料的新来源;5、实行行业组织的新形式。他认为,创造就是把一种从来都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践中,能够直接导致“产业突变”效应的毕竟是个别的奇迹;大量的创新则是渐变的结晶。一个全新设计的产品能否被商品化,最终不是取决于它最有突破性的优点,而是取决于其最简单的技术、操作问题能否解决。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分割的细化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每一个岗位在生产链条上的作用都应当是不可或确的,推动产供链条中每一个环节的进步或日趋完善,商品才会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从而推动产品与服务的更新换代。每一个劳动者的创新倾向都能与管理创新保持同步,才是管理的理想境界。
这就隐含着一个前提,劳动者的创新倾向完全依循市场价值导向。然而有些企业并不完全依赖市场价值导向,他们按照地域、行政隶属关系,按照某种系统的内部价值导向尚能继续生存。例如通过内部沟通,跑“部”“攻”关,要项目,要投资,寻求行政垄断、地区封锁,或者干脆骗贷款、骗退税,搞假冒伪劣过日子。即使完全依赖市场价值导向生存的企业,也有可能在企业内部背离市场价值导向。劳动者个别的创新倾向沿着市场价值导向去发挥时,如果对于管理者来说是杯水车薪,劳动者的努力反而让管理者受到“功高盖主”的威胁,管理者就会明里暗里推行一套内部价值导向,对劳动者作为一个智慧人的创新倾向产生误导。
当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只是老板个人的恩赐或者企业内部权力再分配的结果,就可能诱使劳动者的创新倾向沿着内部价值导向尽情发挥。被管理者就会去发现、利用和“创造”各种管理漏洞,玩世不恭、攀龙附凤、明争暗斗就会成为企业内部心照不宣的聪明时尚,直至把企业掏空。不过,智慧人也会利用市场价值导与内部价值导向并行的时空差去“创新”寻租,其破坏与腐蚀作用则不容低估。
由此可见,智慧人的创新意识是客观存在着的,呈辐射状向四面八方弥散,通过对管理环境的适应和选择,最终表现出一定的创新倾向:首先,智慧人作为“无产者”,其创新意识的发挥取决于生产资料和职业活动相结合的情况,即能否得到一个尊重和发挥自己长处的工作环境;其次,智慧人的创新倾向受个人需要满足的方式、渠道、程度或者追求的层次所驱动,受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个人负担和偏好以及社会时尚的影响。再次,取决于满足个人需要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在一个企业内部,假如通过市场价值导向表现出来的创新倾向获得的利益,比通过内部价值导向表现出来的创新倾向获得的利益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取得更少的边际效益,那么他就可能放弃前者;假如他不愿意或者不善于追循内部价值导向,他的创新意识就会受到压抑,其出路要么另寻聚焦点要么“跳槽”。
“斗智”将成为重要的管理方式
劳动者作为智慧人,对企业的管理举措往往有一定的前瞻能力,可以做出合理的预期,包括对管理者才智、控制能力与信任度的进行判断等等,从而展开与管理者的智力角逐。尤其是当市场价值导向与内部价值导向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两种价值导向的对立往往表现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智力的较量,我们可以称之为智斗。例如,管理者要对某种行为采取倾斜扶植的举措,马上会有人把本不属于扶植范围的东西装扮成急需扶植的对象,迅速争取到优惠照顾。等管理者的识别措施配套之后,他已捷足先登,可以去开辟新的智力角逐“战场”。管理者要想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必须提前采取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