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吉里斯提出,正式组织遵循的那些原则,是阻碍人性健康发展的罪魁祸首。首先,产业革命时期尊奉为金科玉律的专业化原则,确实在机器化大生产的迅猛发展上建立了丰功伟绩。然而,专业化的致命之处,在于以消除个性差异为前提。身在机器前的工人,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动作一致,思想一致,被机器一律化了的“劳动者”。消灭人的个性差异,等于人为中断个性发展过程,扼杀自我实现的要求。且过细的专业化分工,会使独立的个人能力发生严重畸形,工作越简单越符合专业化要求,同时也越会损害个人能力。究根问底,答案很简单,专业化就是人的工具化。所以,专业化原则在组织文化上的逻辑就是走向拜物教。
其次,组织的等级层次结构,势必形成“命令-服从”关系。这种结构,会剥夺员工的自主权,限制员工的知情权。没有自主权就会造成依赖、被动和从属心理,没有知情权、缺乏信息就会没有长远打算。所有这些,无非就是把员工阻断在非成熟状态。为了弥补员工的这种损失,只好以金钱作为补偿。而这种金钱补偿,实际上等于告诉员工,组织就是让你产生不满和厌恶的地方,你可以用金钱再去组织之外购买满意和愉快。另外,组织的管理者在这种结构中,要履行职责,就需要克制和压抑感情,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不能以个人风格代替制度规范,把个性与工作完全割裂开来。说通俗一点,你越不像个“人”,就越符合组织的要求。阿吉里斯调侃道:如果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保持对组织的忠诚,那就有理由怀疑他的个性是否健康。作为部下,对领导人的尊重如果不是因为他的为人而是因为他的工作,那么这种尊重就有可能属于人格分裂。
再次,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使员工的个性发展由“自治”变为“他治”。员工的奋斗目标不是自己设定的,而是组织和上级为他安排的。这种目标具有外在性和肤浅性,不能达到“自我”层次,由此会导致员工心理上的挫伤与失败,而个性的发展恰恰依赖于心理上的自得和成功。只有员工根据内在需要自己确定目标,才能实现心理成功,而这正是组织所排斥的。
最后,组织的控制幅度原则,会加大员工的“管理距离”。控制幅度越小,部门划分就越多,而工作就越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不同部门之间员工的沟通往来,就需要层层请示到有权指挥这两个部门的共同领导为止。这也会剥夺员工的自治权,使员工更加深刻地感到无力控制自己的命运,增强依赖性。
对于阿吉里斯的这种批评,管理学家孔茨曾进行过反驳。孔茨认为专业化原则属于经济学而不是管理学,阿吉里斯对其他原则的理解也有误。但是,对阿吉里斯指出来的问题,孔茨也无法完全否认。不管孔茨反驳得是否有理,阿吉里斯指出的组织与个性冲突,是研究管理学无法回避的。也许,阿吉里斯的有些观点甚至论证逻辑尚可质疑,但他提出的问题至关重要。提出问题尤其是提出正确问题的意义,丝毫不亚于解决问题的意义。
根据对正式组织管理原则的批判,阿吉里斯尖锐地指出,正式组织拒斥成熟的个性,却欢迎婴儿的个性。事实上,婴儿式的员工甚至低能弱智者,反而能在组织中得到较高评价。根据布伦南的《低能人的创造》一书记载,在某个针织厂里,1917年因为战争造成了劳动力紧缺,雇佣了24名智力仅仅相当于六到十岁儿童的弱智女工,出乎人们意料,这些女工干得非常漂亮。她们不发牢骚,埋头苦干,易于管理,服从指挥。所以,战后公司不仅继续雇佣她们,而且还在公司的其他部门又雇佣了情况差不多的40名女工。公司的管理人员,对弱智女工的评价很高:“她们更守时,行为更规矩,并且不参与传播流言蜚语。她们可以挣得与正常人相同的报酬,可以胜任车间里几乎每一道工序的工作。”仅仅这一个事例,就足以引起学者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