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企业与世界接轨的这二十年间，初期目的非常单纯——赚钱，也就是所谓“逐利”，企业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后，才发现企业的发展不再是靠“运气”或“机会”，企业的运作不再能够靠一两个人的能力支撑，于是纷纷开始寻找解决方案，国外成熟理论被不断介绍进来，林林总总的西方管理理论充斥这中国的市场。

    其实深究起来，中国人与西方人在骨子里有着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文化根基。西方企业强调管理，而中国人更喜欢领袖；在对人的态度上，中国人信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因此反映到管理行为上面，就有防范为先的管理体系，但中国人交往一但突破信任的防线，又会体现出“义”字当先的江湖义气，某些时候，管理制度又会形同虚设，而西方人强调诚信，首先假设对方都是诚信的人，因而，反映到管理行为上，就是完备的“信用体系”，然而，在这个体系当中，一但不诚信，就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存之道是有点模糊的“中庸”，是非量化的，而西方的思想是从细节着手，逐渐综合的过程，凡事讲究统计和数据分析，追求结果的精确，即便是“完美”这样一个极致的目标都被量化为六西格玛……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中国企业管理者用自己不擅长的西方管理学试图管理和自己有着相似文化根基的企业员工，进而打赢市场，无异于张飞仗剑、关羽舞锤，也许有效，但毕竟不称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上世纪初的有识之士提出的强国之路，然而长路漫漫，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一个目标而已。

    一个完备而清晰的哲学体系形成，并深入人心的时候，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是非标准是明确的，行为举止处世之道是有标准的；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公司的每一个判断是有标准有依据的（正如我们常常说到的，战略在某种意义上是舍弃，那么舍弃什么的依据，除了必要的调研和市场趋势的把握，更高一个层次的标准就是价值取向上的判断），公司的每一个员工是明确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目标和价值取向，大家的力的方向是相似的，就会形成向前的合力。

    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他确实有自己固执而明确的想法，不愿意知识分子来干扰他，他因此成就国家统一大业，但毕竟学识经验有限缺乏长期治理的体系的支持，不过两代，几十年功夫，秦朝便飞灰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