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正义”暴力能否改变世界?
【作者】米?格洛巴乔夫
【作者简介】[俄]
【译者】茅思雨
【内容提要】随着恐怖主义的猖厥，各种各样的文章不时见诸于报刊。本文试图从意识形态和宗教的渊源上对“恐怖”进行研究，但有些论点还应加以批判的分析。
【摘要题】外著选介
【正文】
在无数有关当代恐怖主义的神话中，大多都带有明显的庸俗社会学色彩。然而，恐怖聚会的差异却在提示，其鼓动信徒的基本要义，更多地乃是取自于思想意识和宗教的源泉，而并非出于具体的社会动机，比如为种族主权以及“自由、平等和兄弟股的情谊”而斗争，等等。具有关键意义的正是个人的动机。可是，这却是一个与选择自由(或者是任意)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含混不清的范畴。假若恐怖主义这一特殊现象通常可以从外部去认识了解的话，那么那些不安定分子的“文化先兆”亦可认为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惜贡献自己的生命。
献身的乐趣
也许，西卡里党(亦称短刀党)是“正统”恐怖主义历史上最早的组织之一。这是公元1世纪犹太国杰洛特党的一个激进派，以反对罗马统治和社会政治压迫为自己的纲领。据优素福?弗拉维的笔记称，西卡里党采用的是非传统的策略，他们专门选择在白昼发起攻击，特别是节日庆典和人多聚会之时，拥挤不堪的人群比夜间的黑暗对他们更为有利，因为在乱哄哄的人群中，任何致命的袭击都很少能留下明显的痕迹。西卡里的名称就源自他们心爱的一种武器的名称，那是一种介于短剑与长刀之间的武器，叫短刀。西卡里党人也会组织经济诱攻，比如在耶路撒冷焚烧粮仓、破坏桥梁等。在政治活动方面主要是同罗马当局进行斗争，并枪杀被认为是占领者帮凶的自己同胞。与此同时，西卡里党人也有其明确的精神学说：他们所顺从的只有一个上帝，不承认人间的任何权力，拒不接受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还有什么神职人员可以充当调停的中介。不少研究人员都确认，西卡里党人领导的是一场社会反抗运动，是唤起贫民反抗上层当局。然而，优素福?费拉维却认为他们是一群自私自利的暴徒，其丑恶肮脏的目的正是被“公正”的口号所掩盖。但他又承认，许多西卡里分子也表现出某种真实的宗教狂热，比如，把自身的蒙难看作为一种乐趣，并相信：可恶的制度一旦被推翻，自己的民众就可获得光明，就可以脱出苦海。
另一个源于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斯玛仪派分支的组织阿萨辛，从本质上就是宗教救世论与政治恐怖论的结合。阿萨辛出现于公元11世纪，于13世纪为蒙古人所灭。近年来，学者们对研究阿萨辛的兴趣有增无减，因为阿萨辛的许多战略和策略与当代恐怖分子的手段有太多的相似。他们在近东地区杀了许多省的总督，甚至连耶路撒冷王国的执政官康拉德也被惩治，并两次企图谋杀(埃及)苏丹撒拉丁，但均未遂。他们把杀人看作是一种宗教的仪式。许多研究者指出，这一派别具有禁欲主义的条规。阿萨辛赞成为理想而献身，并深信“新的世界秩序”终将来临。
在印度和远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另一派的秘密社团在活动。而印英当局在前两个世纪就一直否认所谓的“摧残者”特哈格分子的存在。特哈格分子只是不杀欧洲人，而对其余的人却没有丝毫的怜悯。一个被抓获的特哈格成员说过：“假如某人能经历过哪怕一次献身的乐趣，那么我们的人就会永远享乐；而假如他能掌握各种各样的手艺，那么他也就会拥有金色世界的一切。我自己的地位很低，我也想能提得更高些。不过，我只有回到自己的人那里，才能成为自我”。在自己人那里，特哈格分子绝对没有什么普通平民与当权执政者之分。
在所有类似的场合，罪恶的自由体现者总是被看成为达到更高善德的工具：人的磨难正是其将来获得拯救的保障。
理性的残片
将暴力置于蒙昧主义个人之上的启蒙哲学与这一体验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一种独特的推崇，理性原则的确立被认为是一种净化历史恶德的最有效的手段。因为，一个有理性的人，首先是一个自然人，他会有“正常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正是以摆脱偏见为基础的，正面的品质才是其最本质的展现，因而必须改造这种环境，才能迎来永久的和平和社会的和谐。
然而，多少个世纪的变革并未能实现这个理想，反而倒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有关“新人”，以至于“超人”的构想，似乎他们应该掌握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原则，从而将人区分出“不好的”和改不好的一群。由此便产生了一些越来越新颖的低层亚文化，以及一整套颂扬暴力的哲学体系。最终便出现了一种观念，即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只能是用解决技术任务同样的手段：必须对对象进行科学的研究，认识暴力的本性等等。然而，研究的思维遭遇到了有关人的本性是向往良善的启蒙概念的危机。科技文明的辉煌成果更多地带来的是物质繁荣，而代替宽容忍让的却是普遍的分离和对立。军事的激变和危害种族的罪行在人类的“启蒙”时期正在与日俱增。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所谓的理性残缺现象。在他们看来，这是由于丧失了对那个还有“未启蒙的人”的世界的一个完整认识。因而，呼吁回到某种新的中世纪的“全面统一”，甚至还诞生了一些理论，根据这些理论，个人恐怖行动的实质就是企图在人世间恢复上帝的公正，而对这种行动执行者的裁判并非是依据冷酷无情和不考虑个人的法律，而是凭“良心”，凭着在现代社会中已经丧失了作用的那些君主的意志。
然而不难发现，问题还有另外的一面。一个人在实施其十分古怪而自私的动机时，他总要问一下：“我有没有这种权利?”
革命的恐怖主义并非是我国的首创，可以说，它正是间接地源自所谓“和谐的”启蒙思想，也就是说，关于“人即上帝”的思想在经过多层变换之后已蜕变为一个有关作为一切发展的催生婆的暴力的论题：革命风暴就是弘扬真理和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因素。直到今日，仍有一大批人的意识处于这种信念的催眠状态，他们之中不仅仅有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而且还有许多的反对者。在他们看来，一切的社会问题都必须从根本上予以解决。“只有通过政治斗争(实际上就是恐怖——本文作者注)才能彻底地打碎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个人主义范式的心理构架”，70年代在德国曾轰动一时的“红军”的一名理论家如是说。
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利益、种族利益、派别利益、而最终还是私己利益的绝对化，已经成为一只被砸成理性残片的皇冠。
失灵的魔法
各不同派别的恐怖分子，起码有一种信念是共同的，即对世界的认识上具有不可调和的二重性。那是源于古希腊晚期的东方教义：马尼教和玛兹达克主义。革命恐怖分子认为对“体制”这一象征采取暴力是正确的，这大概就如同当时波斯人认为必须毁灭一切属于统治者的东西的信念一样。一切本质上属于另类的、不全是人性的或者完全非人性的本性，都是敌对的。作为当时德国“红军”的领导人之一的乌尔里卡?玛因豪夫曾这样写道：“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这样的。我们宣布，凡穿制服的人都是猪，也就是说，他已经不是人。对付这帮家伙别无它法，只能用枪声说话。”对于这位大名鼎鼎的女恐怖分子来说，“穿制服的人”好像不只是指警察或军人，而是泛指将妖孽与“真正的人”相区别的资产阶级体制。
俄国民意党人，以及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德国保守党人、布尔什维克分子、法西斯和新法西斯分子和其他一切恐怖主义分子，直到当前的“政治伊斯兰主义”的猖獗，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追随了马尼教的范式。俄罗斯共产党人直到现在还在不遗余力地重复着马尼教的说教，所幸的是，目前他们的奋斗“激情”正在趋向衰竭。意识形态的劝诫和自我提示正在形成某种意识范式：“自己的”都是善良和光明的化身，而“别人的”都是蒙昧和黑暗的集聚。
在1794年热月政变的日子里，有一个革命恐怖的囚徒在得知罗伯斯庇尔被处死后，就在监狱里为他草描了一幅心理画像：“情绪易怒、视野狭窄、心灵贪婪、生性执拗，这一切都注定了罗伯斯庇尔走向犯罪。他四年来的成就，乍看上去，无疑是惊人的，假如只是从他品质不高的性格特点来看，正是他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深切而疯狂的妒忌所带来的自然后果。他在很高的程度上具有仇恨的天才和听命于已的愿望。在其有关地位的理想中，他充满着以死才能惩治一切创伤的决心，而且，为使那种暗怀的感受不再打破由他的自尊而编织的幻觉，他甚至希望只同那些他所认为不善于自损尊严的人为伍。很久以来，他就改变了‘人民’这个词的含义，把只是一小部分有教养的人的属性和权利扩大为整个社会的属性和权利。他无休止地颂扬人民的公正和学识；任何人都不会比人民更英明；富人、哲学家、作家、社会活动家，统统是人民的敌人；只有当革命不再作为人民与其真正的朋友之间的调停者的时候，革命才会结束……罗伯斯庇尔正是把这样的人民当成了神灵，把革命当成了狂热崇拜的对象，而他自己就是那个最高的祭师；祭师的号召力就是他有关贫民的描述。这种调门在其活动的四年期间一直高高响起，而最终，罗伯斯庇尔的高论已完全剩下了神秘恐怖的黑话。以至他最后的所为之一就是企图将崇拜上帝与崇拜人民合为一体，并成为两者的司祭。”
不少有望成为奖牌得主的人，总是受到专制法律的裁判，不能在学校里完成学业，而葬送了所有的前程。当然，一个不学无术的讲习班学生，也不可能成为一名大诗人。但是有很多很多的人也成了上流人物，成了整个社会的命运主宰。
“人人都憎恨邪恶而向往善良”，一位天才的诗人曾这样写道。有谁能把双手摆在自己的胸前想象，当一天早晨醒来时，一切的邪恶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周围只剩下自己人呢?就犹如黑暗散尽，只有光明!但是现实主义幻想家们明白，没有十分的魔法怎么也是无济于事的。那些威风凛凛且组织能力强的思想家们对此并不了解，他们只崇尚精神。他们总是要判定出：谁愚笨，谁恶毒，谁有害。于是，便在被他们欺侮的那一群人中，挑选出一部分，而后去对付善良的人，对付贫穷的人。主宰者的工具是不允许生锈的。
丑陋的绝对
荷兰学者尼?廷伯根通过对人与其他动物的比较研究指出，在数千种生物种群中，只有人类有发动斗争以消灭自己同类的天份。他写道：“人的独一无二就在于他能进行大规模的杀伐，这是惟一一种可以不考虑自己的自然环境的生物。为什么?”而且，正是人，而且只有人，假如不能在一切方面使大自然臣服于自己，那么至少他也获得了在瞬息之间消灭地球上差不多所有生物的能力。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同一谜语的另一面，还是作为一种合乎规律的总结?
社会心理学大家埃?弗罗姆坚信，破坏的残忍行为并非人类本性不可分离的特质。为了满足而破坏，为了复仇而仇恨，他会陷于一种特殊的变态——恋尸，也就是偏爱各种各样的死尸，加上各式各等的丑恶个性，比如“根深蒂固的恋已癖”以及“共生共憩的嗜好”。
施虐狂也可能完全与淫欲无关，但它总是能感受到某种对其他生命具有支配权的满足。随着“权力”的获得，一个人可以在其他人中间引起恐惧，并在他的“绝对自由”面前表现出惊慌。后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正在走出理性的极限。这就是精神畸形人的自由。
与此同时，弗罗姆也对整个生物社会进行了描述。在整个生物社会中，对于暴力的态度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系统组织特征。依据人种志学家和人类学家有关数十个原始种族的资料，弗罗姆根据侵犯和友爱的态度而将社会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1.生机蓬勃的社会；2.社会暂时还未解构，但侵犯性却在上升；3.解构社会。
在第一种系统中，村社社员们认为，如果表现出不友爱，那将是一种损失。所以这样的种族所表现的特征是：在劳动中相互帮助，有巩固的婚姻，相互之间赠送小礼品；生命本身和一切的生物才是他们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在那里，歌舞欢乐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的神话和传奇故事中很少宣扬恐怖和危害。在其他两大系统中，所具有的则是与之全然不同的道德心理氛围。
随着物种的演化，人的各种各样的特点都在现代社会的各个国家里得到明显的反映。一一例举已毫无必要，因为人人都能亲眼目睹。
然而，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一个解构社会能达到其某种长期的目标。其存在的期限可以是数年或者数百年，但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也是可耻的。即使那位天才的实践家约瑟夫?斯大林亦不能例外。他把马克思主义与拜占庭主义结合在一起，又提出了实现技术现代化并争当世界大国的任务，但最终还是成了一个空前的文明白痴。人类学的危机至今仍威胁着俄罗斯及其周边的大部分后苏联国家。
正是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研究恐怖主义的理论家们和观察家往往都未曾引起足够的重视。至少，个人的恐怖，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乃是一种典型的极简单的“单性行为”，作为一种对任何系统发生影响作用的方法，它是绝对地和百分之百地不能发挥效力的。当然，利用个人的恐怖，可以暂时(有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社会熵的尺度，也就是混乱无章，但假如靠此来“改变世界”，也就是像社会极端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思想家们所宣扬的那样“改变世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可以举一个最为简单的例证。人们有时把家庭丑闻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谈，可有时也会当真地同恐怖相比。在后一种情况下，任何一次意见的交换无非总是有两大目标。“说来说去，无非是让你照我所希望的那样去做”，一方这样说。或者是，“我的话全是真理，你这个贱货，你最好给我滚开!”很自然，在第一种情况下，双方的争论还比较平静，而且是在寻找妥协和折衷。在第二种情况下，就显得歇斯底里，而且表现出心理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一切真理”的一方也许可能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双方都会不自觉地拒绝最终的目标，即他或她提出的达到家庭的幸福和谐。现实的结果只能是给对方造成道德的创伤。显然，施虐狂所称的“公正”与此并无两样。
任何一种社会集团、民族集团、宗教派别和一系列国家间的对抗，所采取的都是类似原则，只是手段不一。问题就在于，有相当人众支持且参与的“超个人的”恐怖，往往得到国家当局的庇护，比单独的甚至是连续的枪杀和爆炸具有大得多的威力。所以，尽管这种“超个人的恐怖”可以延续一定的时期，但它对历史的影响作用可以说是无果的。因此可以期待，本?拉登之流是不会取得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的。其实，这或许也可以减轻他们的“局部”灾难。
选自俄罗斯《新时代》200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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