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论五四新文学与出版业的互动效应
【英文标题】OntheMutually-operativeEffectBetweenMay-FourthNewLiteratureandPublishingIndustry
LIJi-kai/CHENLi-ming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062,China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0BZW028)
【作者】李继凯/陈黎明
【作者简介】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李继凯(1957—)，男，江苏宿迁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五四期间，新文学与出版业之间建构起了密切的互动关系，产生了良好的互动效应。一方面，出版业凭借其拥有的物质力量和多样的传播手段，促进了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多元发展，成为新文学创造实践以及新文学家思想与文学自由表达的场所；另一方面，新文学观念的扩散以及新型作者群与读者群的培养和递增，也为出版业开拓了文学市场并给予其丰厚的利润回报。在出版业的积极参与和影响下，五四新文学从外在存在形态到内在审美特质均呈现出新的文化风貌，并体现为具有现代性质的文化创造。鉴于事物的复杂性，出版业的商业属性和观念滞后对五四新文学的创造和发展也产生了消极的作用。
【英文摘要】DuringtheMay4thdays,aclosemutually-operativerelationshipwasdevelopedbetweennewliteratureandpublishingindustry,whichmadepositivemutually-operativeeffectintheday.Thepublishingindustry,dependentonitspossessionofmaterialpower,cametobeastageofcreativepracticeofnewliteratureandliberalrepresentationofnewliterarythinkersandliterature,thusadvancingthecomingofnewliteratureandpolygenousdevelopment.Meanwhile,thespreadoftheconceptionsofnewliteratureandthetrainingandincreaseofthenew-styledwritersandreadershelpedexpandtheliterarymarketandrewardthepublisherswithrichprofits.Withtheactiveparticipationandimpactonthepartofthepublishingindustry,theMay-4thnewliteraturewasabletoassumeanovelculturallookbothinouterformandininneraestheticspecialityandembodiedamoderncharacterinitsculturalcreation.However,consideringthecomplexityofthings,thecommercialcharacterandbackwardperceptionofthepublishingindustrydidmakeaninactiveeffectonthecreationanddevelopmentoftheMay-4thnewliterature.
【关键词】五四新文学/出版业/文化创造/theMay-4thnewliterature/publishingindustry/culturalcreation
【正文】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93(2002)04-007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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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学之所以能迅速地成长壮大，离不开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其中，出版业无疑是五四新文学大厦重要的建设者之一。五四期间，由于出版业实力增强以及大批新文化人加入出版工作，出版业与新文学建构起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二者的共结连理、互相促动，甚至相依为命、携手并进，一起迎来了空前的繁荣，产生了良好的互动效应。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版业直接参与孕育并催促了五四新文学的诞生。五四新文学的诞生与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有着相当直接的关系。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始之标志的《青年杂志》，其降生就有赖于出版业的支持。1915年，在政治上屡遭失败的陈独秀开始体认到文化启蒙的重要性，而启蒙必须要有传播启蒙思想的阵地。据汪孟邹回忆，陈独秀“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1](P32)出版一份前途难卜的刊物，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尤能显示出版人探索前路的胆识和魄力。虽然《新青年》创刊后步履坎坷(曾几度停刊)，但还是在亚东、群益等出版机构的支持下最终走出困境，成为一个新时代文化的标志性期刊。1917年，《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重要文论，标志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应运而生和现代文学的正式肇始。于是，“《新青年》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刊物和最重要的文化阵地。赖此，《新青年》同仁既可以淋漓酣畅地发挥其创造潜能，写出正面提倡和阐发新文化种种主张的华彩篇章，亦可有针对性地对种种文化保守主义主张给予必要的反驳与批判。同时在其它许多进步刊物的响应、声援与互补、映衬下，将思想启蒙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推向高潮”。[2]由此可见，五四文学的“顺产”确乎得益于出版业这一“产婆”的悉心呵护，这当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二)出版业不仅策动了五四文学革命，催生了现代化文学的降临，而且在五四期间它本身也成了先驱者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学作家驰骋文坛的重要阵地。《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以及著名的“四大报纸副刊”等等，都是刊载新文学、传播新思想的重要刊物。这些刊物要么掌握在新文化人手中，如《新青年》、《新潮》等，要么背后有具有新思想和开明眼光的出版人支持，如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由于其价值取向与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基本一致，所以支持新文化运动，扶助新文学就成为众多刊物的宗旨。文学革命的发难者《新青年》且不说，《新潮》、《小说月报》等都曾公开表明以创造新文学为己任。《新潮》创刊时的三要素“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中[3](P62)，就体现了文学革新的精神；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更是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3](P74)既然众多的新刊物都以创造新文学为指归，那么它们就理所当然地吸引、集聚了新文学作家的注意力并成为发表新文学作品的主要园地。必须指出，寻求出版业的支持，是当时文化人尤其是文学团体实现自己新文学梦想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如郭沫若等人在筹组创造社过程中就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有了刊物才有‘社’，刊物是‘社’的凝聚力之所在，刊物是‘社’的形象体现，刊物是使‘社’立足于文坛的唯一方式，刊物几乎就是社团的一切。”[4]也正是由于泰东书局老板赵南公的支持，《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才得以问世，创造社中那批激情澎湃、才华横溢的才子们才有了用武之地，创造社也由此成为与文学研究会比肩的文学团体。其后蜂涌而起的诸多文学社团都依靠或自己拥有出版社，就连那些没有加入文学社团的新文学阵营中的散兵游勇亦是凭借新文学刊物来实践自己的文学理想的。因此，朱光潜曾说：“在现代中国，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广大，更深长”。[5](P126)正是有众多出版社和出版物的支撑，五四新文学才在近代文学积累的基础上经短暂酝酿之后很快呈现出了勃兴的局面。
(三)五四新文化人士普遍与出版业建立起了非常紧密的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主要体现为两种形态：其一，五四时期有一部分新文化人、作家“寄生”在出版业之上；其二，许多新文化人、作家直接供职于出版机构或自身就是出版家与编辑家。同晚清文化人相比，在五四文化人身上可以看出明显的代际更替现象。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大多抛弃了对传统的依恋，崇尚自由和西方文化。而这种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往往是以独立的经济来源为后盾和保障的。诚如李大钊所言：“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6](P4)五四新文学作家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一)教研收入；(二)写作收入；(三)演出收入等”。[6](P5)除少数剧作家外，五四文化人基本是靠前两笔款项来维持生活，其中靠“爬格子”、“卖文”从出版业方面获取的款项又是所得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四作家中，还有些人和出版业的关系更直接，他们或供职于出版机构或本身就是出版家和编辑。前者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沈雁冰、叶圣陶等，后者有鲁迅、郁达夫等。对出版业来说，这些新文学作家的参与给其注入了生机勃勃的时代精神，同时也为其带来了经济效益。而他们加盟出版业之后便能很快协调好出版业对时代思潮的呼应。如新文化运动之初，商务印书馆曾一度保守，受到了孙中山以及一些新青年的指责。罗家伦也批评了商务的《学生杂志》和《东方杂志》。[7]为了改变现状，张元济起用章锡琛、沈雁冰等新文化人分别出任所属《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的主编，依靠他们对这些杂志进行全面改革，从而使其适应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需要。而这种改革也给商务带来相当丰厚的利润回报。[8](P751)与老牌出版机构不同，五四文化人独立创办的新型出版机构和原有出版机构的竞争也对后者构成了挑战，同时也促使后者在竞争中不断革新。在传媒相对单一的五四时期，出版物是新文学重要的传播方式之一，对出版业的掌握和控制可谓是新文学得以发展和壮大的关键。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适应这种要求，基本上主导着出版业和出版物的发展方向。由于他们注意向出版业注入自己的价值观和美学观，这自然有利于新的思想原则和新的美学原则的张扬。比如《小说月报》原被鸳鸯蝴蝶派所把持，但自1921年沈雁冰任主编后，就将办刊方针改为“创造中国之新文艺，对世界尽贡献之责任”。[3](P77)从此，鸳鸯蝴蝶派被排挤出其“世袭领地”，《小说月报》也转型(这本身也是文化创造)成为译介西方文学和发表新文学的主要阵地。
(四)接受主体与出版业在五四时期也建构起了良性的互动关系。新的出版机构和出版物吸引、积聚、培育了更多的新读者，为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和深化准备了一大批生力军。五四不仅是一个革新的时代，而且更是一个创造的时代，实绩不仅仅是其丰厚的思想文化成果，更重要的是它还造就了一大批新思想的传承者。五四出版业以其承载与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渠道的身份，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一起共同参与对这些新人的培育。出版业对新读者的培育主要以出版物为媒介来实现“春风化雨”式的潜移默化。五四期间，青少年争相购阅《新青年》、《新潮》等刊物。这些出版物中的新思想，文学作品中的新式主人公分别是他们信奉的准则和效法的对象。五四运动后许多青年男女之所以敢于冲破封建宗法专制家庭的束缚，敢于向传统的婚姻观念发出挑战并敢于追求个人的自由、幸福，新式出版物尤其是新文学出版物可以说功不可没。这批新青年是紧随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起的，成为五四出版物最早的受益者。随后，他们也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之中，成为传播新思想、创造新文学的骨干，并进而成为五四新文学发展和深化的生力军。五四出版业在培育新读者的同时也为自己培育着市场。新读者的加盟激活了文学市场，新出版物的社会需求量迅速增加。五四时期，出版人和编辑已充分体认到读者的重要性，试图和读者建立直接的沟通和对话关系。他们在刊物上开辟“读者专栏”之类的栏目，使编辑能直接准确地了解读者的思想动态和他们对刊物的意见，对办刊本身也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出版业非常注意与当时的文学重镇——国内高等学府的结盟。五四时期，对新文学有影响力的文化机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大学，一类是出版机构。作为文化教育机构，大学以其雄厚的人才优势始终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开路先锋；作为文化生产和传播媒体，出版机构凭借物质力量和现代技术手段不断地向社会提供思想资源和文学成果。二者联袂奏响了新文学的交响曲。即如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和地处出版中心的商务印书馆的密切合作就是非常典型的例证。商务与北大的结缘可追溯到19世纪末，开晚清思想界风气之先的严复——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校长，就是商务早期最重要的作者。其影响中国思想界近半个世纪的译著《天演论》、《原富》等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北京大学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蔡元培，曾在1902—1903年间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商务因有这样的人持掌业务或参与工作，以及这些在社会中产生广泛影响的出版物而声名大增，严、蔡二人也从商务那里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物质支持。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策源地，商务也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文化出版机构。商务的决策者已认识到“得北大”就等于得风气之先，北大的有识之士也深知拥有实力雄厚的商务的支持对北大乃至整个新文学来说意味着什么。胡适曾因此坦言：“得着一个商务，比得着一个什么学校更重要。”[9](P24)张元济1918年夏赴京即与北大达成部分合作意向；商务还曾力邀北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到商务供职。北大和商务的合作，对北大、商务乃至新文学的发展都十分有利。北大在商务的支持下出版了“北京大学丛书”和“世界丛书”等，其学术思想、文学观念很快便在社会中得到广泛而有效的传播。此外，北大许多著名作家的新文学作品也均以商务为重要的发表园地。郑振铎、周作人、俞平伯等新文学作家都曾在五四时期与商务有过文笔之交。对商务来说，北大交由商务出版的新潮书籍在当时大都是畅销书，备受青年青睐，它带给商务的利润是显而易见的。北大和商务一个是新文学的重要倡导和创作之地，一个是新文学的编印和传播之所，二者联合基本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文学过程，从而为新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条件。当时许多出版机构，如中华书局、亚东图书馆、开明书店等也都与著名学府北大或其他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争取大学中的人才资源，形成了互动互利互惠互助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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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在五四时期已彰显出具有现代性的文化风貌，这与出版业也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而处于文化(文学)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出版业，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它对新文学在整体上产生了绝对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
第一，出版业对五四新文学语体变革和文体革新给予了鼎力支持。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一开始就将语体的变革和文体的革新作为一项预设目标。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提出“八事”主张，内容即多与文学本体变革相关。稍后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关乎工具革命。胡适这些主张显然具有语体革新与文体变革的双重意向和冲动。就连一向十分强调文学启蒙性和社会功利性的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也提出了语体变革和文体革新的要求，希望新文学具有“平易的抒情的”、“新鲜的”、“通俗的”文学样式。胡适、周作人白话新诗的尝试，鲁迅、郁达夫在短篇小说体式上的创造，胡适、田汉等人话剧的习作，都从语言、结构到形式、叙述手法等方面表露出相当鲜明的现代特性。而五四新文学的语体变革和文体革新却得力于出版业中“新青年”的支持和新文化刊物的主动合作。比如语体的转换就是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最为关键的突破口。因此，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主张言文一致，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在实践这些语体变革的过程中，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报章杂志起到了开辟草莱的作用。1918年1月，《新青年》从第4卷1号开始全部改用白话并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所载之文绝大部分是白话文。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5号上发表《狂人日记》，这部白话作品标志着现代小说的滥觞。此后，许多文学出版物纷纷师法《新青年》发表白话文学作品。1919年创刊的《新潮》和其后的“四大副刊”等也都争相登载白话体新文学作品。从此，白话文迅速取代文言文成为人们所接受和采用的主流文学语体样式。
第二，出版业的多元化追求有利于五四新文学多元格局的形成。五四时期，多元开放的历史语境使各种文学观念与文学样式显现出多元并存、流派纷呈的局面。除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主潮并峙发展外，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艺术方法也开始被作家尝试。研究者在论及这种多元格局的成因时，往往将其归诸外来不同文学思潮的影响。这当然是对历史的尊重，因为从现代文学的孕育到其降生、发展，域外文学始终是重要的刺激物。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五四新文学多元性选择与出版业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以及出版人文学理念的多元化追求也有一定关系。辛亥革命失败之后，政局的动荡和社会控制的松动给出版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空间。政府已无力对出版业进行严格控制，出版人也不再总是担心出版新式出版物会给自己招惹麻烦或灾难。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无论持何种文学观念，不论采用何种创作方法的作品都能找到发表的刊物和出版机构的支持。出版机构的多样选择(其中包含着商业利润的驱动)，为建构新文学多元发展的格局提供了物质前提。同时，出版人文学观念的多元追求也是五四新文学形态多样的重要原因。五四时期的出版机构和文艺刊物大多把持在新文化人或具有趋新思想者的手中，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大多是开放的、多元的。而其价值观念的多元追求，必然有利于文学的多样发展。
第三，在出版业的影响下，五四新文学的存在形态也在发生着明显的改变。最显著的变化便是其重心已由报纸副刊转向文学刊物并出现以社团为中心的创作局面。作为商品的文学最早出现于以娱乐、消闲为目的的报纸副刊，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因素恰恰也是在报纸副刊中萌生的。虽然其后出现了专门刊载文学作品的杂志，但直到五四之前报纸副刊一直是文学作品发表的重镇。此种状况在五四之后得到改观，随着出版业的发展以及文学在社会和出版人心目中地位的提升，大量新文学的定期刊物纷至沓来。茅盾曾对此有过描述：从1921年到1926年这一时期是“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定期刊物蓬勃滋生的时代”。[10](P5)至此，报纸副刊虽仍能镇守住文坛一角，但其中心地位已逐渐让位于专门的文学刊物。文学载体中心地位的位移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征之一。此前的文学只是作为报刊的一种附属物——“报尾”，在作者和出版人心中文学的独立性、主体性很少被虑及。当文学载体由专门的文学刊物所主宰时，它的主体地位就凸显出来并表明文学已在人们心目中摆脱了附属性地位。这种状况的出现和出版业的壮大以及出版人文化判断的前瞻性无疑有一定的关系。五四出版界中许多有识之士都能够迅速而准确地把握时代思潮与文学动向，因而能够坚定地支持这些文学刊物的出版，此外，五四文学存在形态的另一个新动向是出现了以社团为中心的文学创作。五四文学革命兴起之后，社团蜂起。据统计，从1921年到1923年，共出现40多个文学团体52种文学杂志，而到1925年，“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出版的)刊物，不下一百余”。[10](P5)这些文学社团的存在和发展均有赖于一定的出版机构。文学社团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有阐释并实践自己文学主张的阵地——机关刊物。因此，许多文学社团在成立之前都将寻找出版社作为首要工作。前述创造社孕育、诞生与发展的历史就很能说明问题。尽管后来泰东书局出于经济考虑而与创造社成员多有龊龉以致创造社成员最后拂袖而去，但如果没有泰东书局最初对他们的支持，创造社这个新时代的胎儿恐怕早就被扼杀在母腹之中。其他文学社团的命运也大抵如此。如文学研究会成立的宗旨是“联络感情”和“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其成员虽大体上认同“为人生的艺术”和“写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但各人对其理解的差异却十分明显。由于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存在很大的歧义，创作风格也各不相同。那么是什么原因将这些作家维系在一起的呢?从很大意义上说是他们共同拥有的核心刊物。[11]可见，刊物及其丛书对当时的文学社团是何等重要。
第四，出版业促进了五四新文学文体格局的生成。与传统文学相比，五四新文学各体文学竞相争艳，但其具体景观却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它们在整个文学格局中分处于不同的位置。其中，散文以其最大的成就而雄居文学格局的中心。对此，鲁迅曾作过这样的判断：“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5](P71)散文的繁荣除了与五四时期的历史环境、美学风尚和文体自身的优势等原因之外，还得益于现代出版业的青睐。和西方近代散文一样，中国现代散文的产生，“始终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印刷发达之后，一切文书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态而传播。在此，产生了近代散文，即一般的叫feuilleton的形式”。[12](P285)中国现代散文孕育于现代报纸副刊，也诞生于现代报章杂志之中。梁遇春曾指出：“小品文同定期出版物几乎可说是相依为命的。”“有了《晨报副刊》，有了《语丝》才有周作人先生的小品文字，鲁迅先生的杂感。”[5](P27)正因如此，有读者甚至将小品文定义为“报章文学与纯文学中间的汇合”。[5](P115)正是报章杂志给散文这一自由、随意、短小的文学样式所提供的发展空间，才使其在五四时期取得超越其他文体的成就。这其中，在很大程度上是杂文的功绩。出版业不仅促使了五四时期散文的整体勃兴，而且还直接创造了其文体亚类型——杂文。杂文是五四前后思想革命与报章杂志相结合的产物。孔另境在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时说：“文学革命发生，刊物之出版风起云涌，如《新青年》，如《新潮》，都是当日最受社会欢迎的中心杂志。在各种杂志中，除了长篇论说以外，几乎都另辟有‘杂感’(名目则各不相同)一栏，这一栏的文字大都短小精悍，一针见血之言。”[5](P212)五四倡导者无所顾忌，无所不谈，为杂文的崛起提供了适宜的文化语境，而出版物则直接催促了它的降生，并使五四杂文成为散文中最具活力的文体。
第五，出版业对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视表明五四新文学并没有与民族文化传统断裂。五四文学革命自兴起之初至今，就不断地受到来自各方的指责。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海外波及大陆又兴起了一股否定五四文学革命的潮流。这些学者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对待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和整体反传统的思维模式导致了传统文化血脉的中断。他们的理性反思的确有其精辟之处，但所得出的结论却有悖于历史事实。如果回归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就会发现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激烈态度仅是一种必要的文化姿态而已，这在当时更是一种文化策略。那些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先驱者，是根本无法自绝于传统之外的。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非但没有中断而且在五四文学革命激烈的反对声中得到了承传。其中，出版业在这方面做出了别的文化部门无法替代的贡献。五四出版业在鲁迅、胡适等新文学运动健将的身体力行下，在大力倡导和印行新文学、新思想书籍的同时，亦兼重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与出版。这种对“国故”的整理不等于“复古”，而是用一种新的眼光审视古籍。五四出版业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出版整理卷帙浩繁的古籍丛书——赓续着传统文化的生命。当时商务印书馆在这方面成就最大。从1916年开始，商务先后影印《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学海类编》、《学津讨原》、《别下斋丛书》和《汉魏丛书》等。这些丛书不仅包容的范围广，而且装帧划一，悦目美观，价格低廉，便于读者购买和收藏。中华书局也非常注重古籍的整理，仅五四期间就完成两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影印出版《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对传统文化的整理得到读者的认同，书籍销路良好。《四部丛刊》1920年发售预约，先限千部，未及半年即告售罄，后来又多次重印，发售预约，均满额截止。[13](P351)此外，五四时期，鲁迅、胡适、茅盾、郑振铎等人也出版了他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与古代文学的著作。这说明，在五四主流思潮之外，民族传统文化，仍受到出版业的重视，是它在一个独特的方面为五四新文学赓续民族传统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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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出版业的商业属性以及某些出版人自身的观念滞后，它在促成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同时也显露出诸多负面效应。对此进行历史的反思，有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出版业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出版业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型产业”，它除了具有承载文化符号的精神性特征之外，还具有商业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它具有精神与商品的双重属性。这其中，出版业的精神属性占主导地位，而商品属性处于从属地位。文学的商品化像一把双刃剑，既给文学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又给文学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出版业自身所具有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它在生产、传播文学的同时也显露出对商业利润追求的世俗性。出版业这种难于避免的趋利行为，一方面促进了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另一方面如果缺乏有效的引导和规范就会出现一定的负面效应。在此期间，出版业表现出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许多出版人在面对新思想与新文学的到来时，由于自身观念滞后或思想陈旧，而徘徊犹疑。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新文学的传播。在五四前后的文化语境中，旧的文化势力和政治势力依旧强大，整个社会还只处在一个解冻期。由于整个历史现实的情势非常复杂以及出版业自身的趋利性质，许多出版人在对新文学的态度上并非始终如一，有时采取了犹疑不定与游走观望的态度。他们在新思想与新文学面前的消极姿态主要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从政治方面来说，出于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出版人大多具有政治避护意识，当对政治局势一旦判断失误后，就连一些比较开明的出版人在新思想、新文学与现实社会政治发生冲突时，也不愿去担当风险。商务印书馆的著名的“教科书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1911年，由于对革命局势的错误判断，结果给商务带来了巨大损失。[14](P398)从经济方面来讲，由于出版业的趋利性质，使他们在出版经营过程中难免会从商业的角度来考虑，面对新文学这一未知市场，如若出版商缺乏一定的眼光，那么他们就难免对新文学采取犹疑的姿态。如商务有时面对新的时代思潮和新文学显得反应迟钝，就是因为他们过于看重实际的经济利益而使出版工作显得保守，同时也招来许多新人的指责。同样，20年代创造社与泰东书局之间的纠葛和离合也是由于泰东老板赵南公只把创造社成员及他们所创造的新文学成果看成获取利润的手段，这样就很难对创造社和新文学采取积极有效的支持，这就使得创造社成员的文学抱负难以充分施展。出版业对待新文学的这种消极姿态不论原因如何，在客观上都滞缓了新文学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进而影响到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此外，观念陈旧的编辑与新文学作者之间的冲突，也能导致出版业对新文学产生负面的影响。编辑与新文学作者之间的冲突，往往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上。文学观念或审美情趣的差异是编辑与新文学作者之间亲合或疏离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二者的文学观念基本趋于一致时，新文学作品就很容易得到编辑的认同而顺利发表，否则，除非知名作家，这些作品有时难免被编辑所扼杀。如郭沫若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亲近和疏远就是众所周知的例证。[15](P11)因此，五四前后为保持自己的艺术个性，使自己的艺术主张不受他人左右，许多新文学作家都纷纷亲自操办刊物，充任编辑。然而，更多既没有能力创办刊物又无名气的新文学作家为了能发表自己的作品，只能屈就编辑的喜好，隐没自己的个性色彩。五四文学新人闻一多对此亦有深刻的体认，他说：“又吾人之创作亦有特别色彩。寄人篱下，朝秦暮楚，则此种色彩定归湮没”[15](P163)。编辑与作者之间文艺观念和审美情趣的冲突，自然不利于文艺新人的成长和文学风格多样化的发展。出版业在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转型和新文学发展的途中表现出的负面效应还有很多，如在五四低潮期，许多原本坚定支持新文学的刊物由于政治思潮的影响，开始完全离开文学轨道，专注于宣传政治。这些都客观地阻滞了新文学的传播和全面发展。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出版业对新文学的负面效应与其正面效应相比，只占较小的比例，它对中国文学的世纪性转换毕竟功大于过，利逾于弊。
总之，从主导方面看，五四新文学与出版业之间的互动效应不仅使五四新文学由内到外焕发出新的文化风貌，而且也为出版业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二者强有力而又持续的互促互动，在主导方面有利于各自的健康发展，也对整个新文化的创造机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历史性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今向“网络出版”时代过渡的人们来说，也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2002-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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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刘纳.创造社与泰东书局[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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