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一、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十年前，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袖人物云集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人类史上最大的“环境与发展会议”，试图为整个人类和地球找到新的进化模式。经过多方努力，通过了全球《21世纪议程》、《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正式确立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并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发达国家承诺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数千亿美元用于生态恢复和可持续发展建设，以尽可能多地取得自然界的全球性平衡发展。发展中国家欣喜若狂，纷纷制定了本国的《21世纪议程》，并动用许多科学家设计课题、编制预算，一时间蓄势待发，只欠东风。然而，时过数年，发达国家并未兑现，发展中国家的盼望落空，仍旧是“各人自扫门前雪”。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实施更是波澜起伏。该《公约》的目标是 “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公约》本着公平原则、预防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为各缔约方规定了义务，最主要的义务是制定、执行、公布减排计划；还专为发达国家规定了一系列特殊义务，包括到2000年，个别地区或共同地使 等温室气体的人为排放量回复到1990年的水平；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关资金并促进和资助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无害环境技术。为了落实《公约》，各缔约方经过谈判妥协，形成了《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各方的温室气体定量减排目标。自此，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都是在具体落实《京都议定书》。1994年，《公约》生效，它是“92里约”环发会议的硕果并被喻为是在国际上影响最大、涉及面最广、意义最为深远的国际法律文书。尽管2000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六次缔约方大会的参会人数达到 7000人之众，但全球排放第一大户美国还是在2001年3月单方面宣布将放弃实施《京都议定书》，美国的行径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争议的焦点是发展中国家也要承担减排或限排义务。后经国际社会努力，又补充了“波恩政治协议”和“马拉喀什协定”，允许发达国家可以无限制地利用《京都议定书》的灵活机制，缓解其在国内采取减排措施的压力，从而实现境外排放。尽管不公平，但毕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线光明。
二、全球可持续附体论附
悖论一：国家赶超战略与全球资源紧缺的悖论
目前，世界各国的发展战略均为“赶超战略”，基本上是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目标进行追赶。但是追赶者往往忘记了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被追赶者总是坚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总能开拓出无限的资源，技术至上掩盖了以贸易和金融等手段对现有资源的持续掠夺。发达国家力图维持现有“生态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力图跃迁到高一级的“生态位”，WTO似乎为公平地享受全球性资源提供了合理的框架。然而，现实是“马太效应”正在继续拉大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可以说，如果国家赶超战略继续盛行，全球可持续发展只能成为泡影。
悖论二：“可持续生存”与“可持续服”的悖论
众所周知，人类必须生活在生态系统之中，依赖生态系统的能流和物流而存在。生物从地理环境中吸取营养，作为生物的人类不仅从地理环境中吸取营养，而且还主要从动、植物中吸取营养。生态系统的能流决定生物数量、繁殖速度、群落结构等，生态系统的物流决定生物体质的物质反复循环供给数量和质量。自然生态系统是在生产—消费—分解过程中保持动态平衡的，一旦这种平衡遭到难以恢复的破坏，将引起物种消失；人工生态系统则难以保持这种动态平衡，导致了物种消失加快，如果继续下去，人类也会有消失危险。
人类是作为地球表层生物的一部分存在与进化的，地球在太阳系的运动决定了春夏秋冬，顺天时、应地利，人类方可生存；太阳系在银河系的运动决定了地球上“大冰期”和“生态期”，同样人类与其他生物协调进化生存于“生态期”而休眠于“大冰期”方可在天文地质意义上的持续生存。回首望，恐龙在地球上存在过数千万年，最终落得个灭绝下场，人类在地球上仅存在几百万年，文明史仅有几千年，路漫漫其修远兮，上下求索方可存。例如，即使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目前的水平上，全球平均表面温度升高并进而引起海平面升高预计要持续几百年；冰盖将继续对气候变化做出反映，并对海平面产生影响，即使气候稳定后也要持续几千年。可见人类活动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影响非同一般。生存是在极少消耗资源的前提下延长存活时间、发展是在以资源为动力的前提下对昨天的超越，人类究竟是“可持续生存”还是“可持续发展”尚须“风物长宜放眼量”。
悖论三：谁来掌管地球：全球意志与国家意志、“人类生存”与“国家生存”的悖论
目前，地球上，国家意志张扬。之所以有些国家谦虚，并不是不愿张扬，只是因为其力量还不足以张扬。更有甚者，超级大国强权意志，这犹如一群马朝不同的方向拉同一辆车，虽然暂时还没有五马分尸，但终究拉向何方，却不得而知。这种国家意志的随机性令地球公民迷茫，所以才导致目前后现代主义盛行。在地球上“类生存”受到挑战，尚有亿万人口饥不裹腹的情况下，每年仍然发生天文数字的军费支出，这与可持续发展格格不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很想充当世界警察，但是他们并未站在全球立场上主持公道、引领进化，其行为大有监守自盗之嫌，人心不服，所以才惹得硝烟四起。“9.11事件”宣布了不仅宣布了国家意志和“国生存”的终结，同时也宣布了资本主义的终结。自此，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回到了“类生存”的逻辑起点。
全球意志尚未出现，谁来掌握地球？不得而知！建立在“国家意志”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否担当此重任？端倪未现。可以预言，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地球还会处于“国家意志”的纷争之中，市场经济价值掩盖了人类生存的生态价值，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正一步步把人类引向迷茫，生存危机处现，地球公民在盼望那只引领人类向着可持续生存方向进化的“无形之手”。
悖论四：文明异化的圆圈——文明与愚昧的悖论
文明是人类远离愚昧的程度、愚昧是距离文明的远近，这表面上看起来是同义的反复，但是这在尚未真正搞清楚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愚昧之前，就说明往往人们认为的文明就等同于愚昧，而往往被人们抛弃的愚昧反而成其为文明。人类经历了渔猎文明、农业文明、正在经历工业文明，甚至认为已经到了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文明进化的初衷总是使人类今天比昨天强、明天比今天强。但随着文明的不断升级，人类生存的持续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物种多样性的消失、人类会不会紧紧步后尘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如今，文明异化了人类，在走过了漫长的进化征途后，异化的圆圈似乎使人类又走回了愚昧。城市化建立高楼大厦，消耗了大量的能源；石油提高了人类的速度，但却带来了不断的中东之战；化肥农药提高了产量，有毒物质部进人了人类的血液；化学药品的滥用，降低了人类的繁衍能力。人类做到其他物种无法做到的伤害。愚昧者自取灭亡到成了文明人类不断实践。文明需要重新定义、价值需要重新选择、社会需要重新构建，这就是可持续发展首要任务。
三、可持续发展任重始
之所以“92里约环发会议”的《公约》、《声明》和《议定书》难以落实，是因为可持续发展本质上还没有摆脱增长的背影，只是不仅仅考虑经济增长，而应该考虑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这种可持续发展观因为缺乏“可持续生存”的深层价值、没有把生存放在最高位置，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各国要求经济增长的愿望，更无法让发达国家承担全球环保的财力、资助贫穷国家的生存以及解决整个国际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所以，尽管各大洲和区域性可持续发展会议频仍，全球环境恶化的趋势并未得到遏制。因此2002年9月“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会议”应将“可持续取”与“可持续生存”结合起来，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首先来解决生存问题，在整个人类“可持续生存”的前提下兼顾“可持续发展”。在上述世界观的指导下增强“可持续生存”意识，进而制定一系列相应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可见，“约翰内斯堡会议”任重道远。
四、21世纪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任务——确立全球生态文明观、建立一个生态文明的地球
当代人类的工业文明正在转向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它超越了工业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确立了生态文明的价值观。
生态文明是生态伦理的社会范型，生态伦理以生态科学原理为依据，认为环境是整个地球生物圈，而不局限于人类生存的那个局部范围。它不仅从人类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出发，而且是从所有生命物种的利益和价值出发去保护环境。这种把人类伦理行为的参考框架从人类一个物种的利益和价值转移到千百万物种的利益和价值的生态伦理是广义的生态伦理。
生态文明观则是从整体着眼，看到大自然的深层关联性，而这种关联方式历久不衰，导向动态平衡。有了这种观点就不可能把地球看作是和人类文明分离的。人类在从工业文明经信息化向生态文明转变的重大历史关头，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形成全球生态文明观，它是当代人类所需要的生态智慧，它将引导人类走向未来的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观同样用以规范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因为它是社会制度创新的逻辑起点，对地球上资源配置的观念是检验各种制度合理的试金石。人们强烈关注全球环境问题，希望找到一个办法，避免破坏性的竞争。政治家们通过研究全球生态，就能够细致地重新检验政治动机和政策是否合理。
因此，可以认为全球生态危机是一种内在危机的外在表现，全球资源共享和社会公正是中心问题。环境与发展不仅是人类与自然，而且也是人类自己之间的问题，是一种县有深层生态意义的“精神危机”。“我们是谁？我们的生活意义何在？”无论是个人理念、政党的意识形态以及各种世界性宗教，都要重新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主张伦理现从与人的社会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共同进化为目标，承认除人类以外的生命和自然界的价值及其存在的权利，并从而制定新的道德规范。基于生态伦理来导建人类的文化体系，这种具有建设性、积极性的文化将参与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建构，进而形成一种生态文明的社会范型。可以说，生态文明是在人类生存支持系统难以支持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人口膨胀），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生态化统一，是现代环境条件下文明进化唯一的正确选择。
众所周知，上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悲观派提出了增长的极限，乐观派考虑了技术进步的因素提出了没有极限的增长，从而引导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然而里约环发会议的热情和东京环发会议的沮丧表明可持续战略难以实施，美国拒签温室气体排放京都议订书不仅打破了环保界的美好愿望，而且实实在在地体现了文明的冲突和分裂，这种难以形成全球文明的根源在于缺乏实施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人类共同认可的文化。继罗马俱乐部之后，上世纪末，出现了布达佩斯俱乐部，强调了发展的人文性，认为人类在经历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混乱之后必将进入中国学者早在80年代就倡导的生态文明社会。从罗马俱乐部的观点到布达佩斯俱乐部的观点再到北京俱乐部（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的生态文明学派的转变历程以及中国人“天地一体、万物同源，生态文明、道法自然”的生态文明观无疑已初步验正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关于要解决 21世纪世界性难题，将得到中国的思维与智慧的启迪。
上世纪的1986年，生态文明学派的代表人物刘宗超、刘粤生等中国学者在新疆发起召开“全国首届熵与交叉科学研讨会”针对美国学者里夫金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进行了一场有关“熵”的大论战。刘宗超发表了《论熵理论在地球表层研究中的困境》，提出了 “地球表层研究的新视角——从物理观到生态文明现”，该理论认为：要为21世纪的人类选择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仅有工业革命以来的物理观，是不够的，应该依据生态伦理和生态价值进行选择。该选择必须具有人类进化的终极意义，其递进关系如下：宇宙演化规律——地球生物进化规律——伦理观——价值现——社会经济范型。地球上的生物不仅是太阳系的产物，而且也同样是银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产物，这就是世界具有整体关联性的根源。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进化在空间上受制于宇宙演化规律，在时间上受制于太阳系在银河中的运动轨道。地史上已经出现过多次生物周期性大灭绝，这主要由太阳系在银河系中运动所形成的大冰期造成的，两个大冰期之间有一个生态期，生态期开始后，使信息迅速增殖，爆发式地创造出更多适合环境的物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地质史给予了证明。世界进化的终极目的就在于与其生命支持系统协同进化，在最少耗费物质和能量的前提下力求度过大冰期，待下一个生态期到来之后，继续下一轮的进化，凡是有利于这一目的的就是进步、就是生态文明，凡是不利于这一目的就是退步、就是生态愚昧。
现存的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进化是由自然信息增殖和文化信息增殖协同进化的结果，文化信息增殖虽然反作用于自然信息增殖，但它不能脱离开自然信息增殖而独立进化。自然社会经济各自子系统拥有自身的结构信息，通过在特定价值观体系的导向下互换信息，进而调整各自的结构信息而增殖进化，在增殖进化中又形成了新的价值体系，以该价值体系为核心构造了逐步逼近终极目的的社会范型。生态文明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协调进化的社会结构范型，是人类为了可持续发展，在经过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次选择后进行的第四次选择。全球网络化为全球的资源管理与共享提供了信息手段，同时也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能力。与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不同，它是生态与信息相统一的全球文明模式。
五、中国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基本模式
中国要进入生态文明社会，要实施可持续取战略、保护好生态环境、没有生态文化不行；按照江泽民总书记的“七一讲话”精神，就是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必须以生态为基础、以生产为手段、以生活为目标全面朝生态化方向发展。建设一个生态文明的社会具体行动模式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生工程”建设。针对生产——生活——生态这三种即有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工程，依据区域性生态系统的不同特征，设定具体指标，选点示范、区域性推广，最终将多种“三生工程”模式椎至全国乃至全世界。
工业文明颠倒和割裂了生产、生活与生态的秩序和联系，把地球所有的东西都物化为生产原料，只注重经济上的投入产出，无视这些所谓工业原料的生态功能。根本不把生态作为财富看待。这种无视生态基础、鼓励消费、以生产为目标的工业文明社会范型是难以为继的。我国不能走发达工业国家的老路子，要利用信息革命带来契机走跨越式发展的路子，即要利用工业文明的积极性、建设性的成果，又要避免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灾难，为我国众多的人口营造最基本的生态环境，以满足我国城乡人民的最基本的生态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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