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科技进步与艺术发展矛盾关系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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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科技进步与艺术发展矛盾关系断想

日期:2006-4-8 10:14:25　来源:论文大全　查看:[大中小]　作者：未知点击：

　　科技进步与艺术发展矛盾关系断想

　　【作者】董学文

　　【作者简介】董学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者按】由本刊编辑部与文艺报社、武汉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艺的发展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11月1日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50余名专家学者，针对高新技术时代文艺的发展方向及其特征、网络文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对文艺功能的深刻影响、时代与艺术发展的矛盾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本期除以笔谈形式刊发的一组文章外，还重点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校龚育之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毛崇杰教授的两篇专题论文，前者在对于科学技术发展所进行的人文思考中论述了“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及意义，后者从哲学的角度对艺术进步的概念、高新技术时代艺术形式的变化及其对人类精神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摘要题】科技与文艺

　　【正文】

　　 1

　　现代高新技术的进步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处在深刻的矛盾之中，处在命题与实际上的悖论之中。我们在研究它们相互关系中的正面影响的同时，有必要注意它的负面效应。

　　我们不能不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破除了宇宙自然与生命思维的许多神秘的同时，也大大压缩了人类想象的空间，摧毁了不少“诗意栖息”的社会生态环境，严重冲淡了温馨和谐的人文情感。人们惊呼科技产业化时代艺术人文精神的丧失，惊呼现代科技对传统艺术精神和艺术魅力的瓦解，惊呼经典意义上的艺术价值受到越来越大的藐视。

　　有人估计，科学与艺术的“整合”可能成为21世纪的一个趋势。可是，科学与艺术毕竟是人类存在和需求的两个相对独立的方式和基本分支。李政道博士说：“科学与艺术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它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的。”（注：李政道主编：《科学与艺术》，上海科技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对未来高科技时代前景的一种有远见的预测。但这里的问题是：科学与艺术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那么，这枚“硬币”是什么呢？我以为，这枚“硬币”就是人性本身。科学是人的求真、求规律性的本能的产物，艺术是人的求美、求情感性的本能的产物。就说它们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追求的目标都具有“真理的普遍性”，但这个“真理的普遍性”在两者之间是有原则差别的。科学为人性的某一个方面服务，艺术亦为人类的某一个方面服务，如果把科学沦为艺术的手段和工具，或者把艺术沦为科学的手段和工具，那么，符合人类的真正的“创造”基础就会遭到双重打击。“硬币”的“两面”永远应该是“两面”，即使是“不可分的”，也不能“整合”成“一面”，否则，人类的精神结构势必带来人为的缺陷。

　　比如，知识分子大都有一种语言嗜好症。但在泥石流般的纸浆生产、印刷品的雪崩效应与出版业的马尔萨斯梦魇面前，不少知识分子又似乎怀有一种语言恐惧症。他们开始愿意通过影像和音响，迅速领会事物，大有庄子“目击而道存”、达摩“不立文字”的味道。他们感到视觉除了可为理智活动的高层结构提供比喻外，还可当作各种知觉的范式，当作其他感觉的尺度。这种精英文化向以视觉文化为特征的“大众文化”的转移，难道不会使传统的语言艺术萎缩萧条黯然失色吗？

　　 2

　　高科技的进步带动着“全球化”进程。随着电子媒介的一体化，人们日益感到“全球性”的表象已成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它使虚假的世界图像，成了人们普遍的价值出发点，使人们熟悉的地域性文化和精神面临意义和价值虚无的危机。在号称“第四媒体”的网络媒体中，传统的以地方种族生存模式为内涵的时空模式被转化为普遍化、标准化并且纯数量化的时空模式。图像成了一种不被当作符号的符号，伪装成具有自然的直接性和呈现性。语词则是它者，通过将非自然的成分引入时间、意识、历史的世界之中，并运用符号思维的外在干预，造成自然呈现的中断，形成人为而任意的对人的愿望的生产。这一转化，往往是抽空独特性并对真实而具体的本地日常生活经验、特有的民族性格加以取消。虚拟的世界和一厢情愿的情景替代了人们的真实处境。“网络文学”的出现便具有代表性。

　　“网络文学”很年轻，且雄心勃勃。但是，“网络文学”与摄影文学、影视文学一样，只是一种“嫁接”的不明确的说法。网络只是一个沟通的工具，一种新兴的传媒。网络的出现，并不在本质上意味着传统文学面貌的根本改观。现在，“网络文学”还是文学的一种，只是所用工具和传播渠道不同而已，说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有本质的区别，还为时过早。有人讲：讨论网络文学与一般文学的区别就像讨论网络爱情同传统爱情之间的区别一样无聊（注：见《网络文学的最好时期已经过去？》一文，载《文汇报》2001年7月14日。）。有人甚至不承认“网络文学”的独立性，认为，“‘网络文学’其实是一个伪概念，它属于商业范畴，而不是艺术范畴，从来没有一种叫做‘网络文学’的文学样式，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些所谓的网络文学作品，不是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就是把玩聪明，尽情戏噱的小品文”，“所谓的‘网络文学’，大多数是与文学的品质格格不入的”（注：见《网络、功利与文学》，载《文汇报》2001年7月21日。）。相当不少的人感觉：网上的作品显得很粗糙，没有文学味，人物怪，语言也怪。认为“网络文学其实是只有网络，没有文学，它只是一种文化快餐而已，可以说，文学的审美特性在‘网络文学’上已被划上了句号”（注：见《网络、功利与文学》，载《文汇报》2001年7月21日。）。一位叫杰克·明戈的美国作家也说：“80%的网络上的写作都是令人讨厌的，10%由于其思想偏执而令人发狂，而只有10%是精彩而有趣的，值得令人拼命地想看完它余下部分。”（注：转引自黄鸣奋：《网络时代的许诺：“人人都可成为艺术家”》，见《文艺评论》2000年第4期，第6页。）

　　细细想来，单从叙述形态、叙述方式、文本结构等方面对传统纸媒作品与“网络文学”作一特性鲜明的划分，确乎是困难的。“网络文学”和文学一样，也追求更自由的表达和合乎个性的作品，它只是以首发在网络平台为界定方式，在网络这种新的创作平台上面，获得更广阔的传播空间。如果这样讲不歪曲事实的话，那么，“网络文学”虽可以不以纸媒为最终目的，不讲究作品的成活率，对特点鲜明的半成品表示格外关注，但纸媒对它毕竟具有诱惑力，与纸媒的亲密接触，更能激发“网络”文学的活力，这同网络作者成名之迅捷与流芳之短暂是联系在一起的。目前，大批“网络文学”丛书、网络作品的问世，“网络文学”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上向传统文学靠拢，并同样日益商业化，相当有力地证明着这一点。有研究者把“网络文学”的特性定在“它的自由，它的随意，它的不功利”（注：陈村2001年7月3日在“榕树下”发的题为“网络文学最好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的帖子。）上，看来是过分理想化了。

　　网络文学虽然提供了一个“自由言说”的空间，这种言说本身是朝向一个虚拟群体的，影响这个空间的实际上是潜在的、更有吸引力、更有力量的所谓“大众”。虽说它是“虚拟”存在的，却也支配着“言说”者的观念和话语方式，绝对的“自由”，恐怕就是在“网络文学”无法转化为传统纸媒的时候也难以做到。“网络文学”这种没有任何阻碍的发表通道已经产生了一种高科技时代的写作焦虑：作品的好坏判断标准到底从何种渠道获得呢？取代获得物质激励机制的交流激励机制，能够长久吗？

　　在“网络文学”中，作者“一切自然的、社会的身外之物都剥去了，剩下的只是一个自我。人们的行为则是完全从‘真我’出发的、缺少外界约束的行为”。（注：严耕、陆俊、孙伟平：《网络伦理》，北京出版社，1998年。）由此，许多“网络文学”，不仅取消了其价值支点，而且取消了有着统一人格的作者，使罗兰·巴特“作者已死”的判断真的得以实现。网上“接龙”的所谓“交互式文学”，也取消了写作上的人格主体。记得一位美国学者在《媒体哲学》一书中这样指出：在电子空间中，我能易如反掌地改变我的自我，在我知其无尽的嬉戏中，身份变成无限可塑。这一状况无疑使文学抽掉了个人心灵的根基，而代之以“飘游的主体”。这种身份的不断飘移、不断改变，证明着身份认同的艰巨。这样一来，“网络文学”就在相当的程度上取消了传统作者的襟抱与胸怀，也令人无法读到作者的诗情全貌。

　　“网络文学”遮蔽了真正具有独立品格的写作，在公众趣味中，塑造了一种类型化的标准。它实际上成了大众的产物而不是个人的产物。由此，令它具有传统文学那种特殊的审美品质就很不容易。有研究者担心，在网络文学中，“我们无法领略到独特的思想，深邃的心魂和崭新的存在，相反，有的只是千篇一律，众口一声，他们不像是一个写作者的产物，而像是一个大众工厂的初级产品”。（注：刘泰然：《质疑网络文学》，《文艺报》，2001年1月9日。）有人说：写情、读情，是“网络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网民情感生命的大释放，是物欲挤压下的心灵喷火口。“网络文学”提供的情感世界是它给今日社会提供的一个可宝贵的重要的发现。这应该说是不错的。但是，肤浅的“泛情主义”、逃离社会内容的爱的“呓语”，同样会带来作品的贫血与苍白。

　　 3

　　尽管我们可以批判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现代电子传媒的“虚拟的世界”、“电子幻觉世界”，是以“天涯若比邻”的虚假方式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现实，但是，在这一文化群里，“虚拟世界”所提供的“幻觉现实”和“自我满足”，是传统的纸媒体和其他平面媒体所难以抗衡的。它在利用“开放、平等、自由、匿名”的写作空间的同时，也在无意中结构着新的文学观念和历史。不过，从现有情况看，“触网的时尚意义在许多时候要远超过其实际功用，被标以网络文学，广告效应超过了作品本身的价值”（注：余岱宗：《网络文学：时尚大于价值》，载《粤海风》杂志，2001年第5期。）。“网络文学”其实同都市化进程、全球视野以及某些阶层的生活方式保持着某种同步关系。

　　“网络文学”现已成为能指过剩的词汇。在“文学”之前加“网络”限定，使它的“想象”空间呈几何级数地扩大，其“科技含量”也具有诱发好奇心的作用。或许，我们今天看到的“网络文学”，只不过是真正网络文学的前奏和预演，它和传统文学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区别，其审美特征有可能发生何种“位移”和“断裂”，这只有等网络文学进一步发展后才能找到合适的答案，眼下的网络文学还只是处于一种益智的想象阶段，处于“复制”传统文学和依赖于纸媒出版的不成熟阶段。随着多媒体技术的普及和电脑的“傻瓜化”，影像、音乐、文字、动画乃至游戏程序共同组成的超级文本式作品的诞生，尤其是将网络特质和文学特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所谓“网络文学”才可能同传统纸媒作品真正区别开来。我们在风靡网上的"Flash"中庶几可以看到将来网络文学的苗头和端倪。“那些自编、自导、自写矢量图形完成的‘东西’几乎涉及到迄今为止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文学艺术样式，但又四不像。这其中蕴含着那种对传统文学乃至传统文艺的颠覆力量。”（注：见《网络、功利与文学》，载《文汇报》2001年7月21日。）但是，这也不表明“网络文学”可以离开对文学基本认识而自行其事。

　　实践一再证明，高科技进入文学，仍须服从文学规律的支配，否则，文学就会被科技异化，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宣泄工具，大大降低文学的水准。网络是一种新的载体形式，“网络文学”毕竟还主要以语言文字的形式呈现，倘若对所谓“网络文学”的认识离开对文学基本认识的规范，使文学失去自己的边界，甚或令有一定文学修养的人看“网络文学”变成一种痛苦，就有可能在无形中取消真正的文学创作。

　　在欧美国家，时下对网络文学的研究多纳入传播学和文化学的范畴。如著名学者Howard.S.Backer的A New Art Form:Hypertext Fiction一文就是探讨“网络文学”的出现与传播方式的变革的，作者认为应超越接受美学观念，打破隔绝，将作家、作品和读者接受和研究结合起来，着重从文学传播交流的过程来探讨“网络文学”。还有学者从解构主义立场出发，运用“后现代”理论分析超文本现象。在港台地区，学者们则多是借鉴西方流行的理论和方法，从网络文学的性质、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和传统文学的关系，以及网络文学的阅读方式等角度展开有一定理论意义的探讨。

　　这对我们的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其一，在未来的岁月里，科技伦理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突出。因此，研究网络文学应更加注重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更加重视科技与人类前途命运攸关的全球性问题。在这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的思想，海德格尔晚年对技术理性批判的观念，伽达默尔对现代社会技术统治与高度“合理化”的忧虑，就显出了新的价值。其二，研究“网络文学”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也应会成为一个重点。“网络文学”对文学的影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给予关注，但是，“网络文学”对文学理论特别是文学基本理论的影响，研究得还不多。“网络文学”的出现，带来文学观念的某种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原有的以纸媒体为惟一对象的研究方法显然是不够用了。无论是文学的属性特征还是存在样态，无论是文学的主体因素还是创作方式，无论是文学的价值取向还是接受方式，甚至文学的评估角度和研究方法都会同传统的文学理论说法产生一定的差异。因此，总结高科技时代的新鲜的艺术经验，把握网络化和信息化条件下的艺术规律，亟需要得到新的综合的分析，需要技术理性成分的更加有机的渗透，需要从更全面的高度上去把握高科技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将推进和丰富现有的文学理论系统。其三，有必要改变网络文学发展某种程度上的无序状态。网络文学不是真空地带，它不断地同各种网络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因而文化研究的大量思想资源将成为研究的参照，特别是文化批判学派的研究和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理论，对研究工作都构成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指引。

　　 4

　　“传播的历史是所有历史的基础。”（注：转引自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当我们探讨高新技术对文学艺术影响的时候，要保持反思的眼光。20世纪可以说是文学艺术日益走向滑坡的年代。世纪的历史表明，我们似乎并没有从高新科技中获得多少文学的营养，从整个进程看，20世纪文学的成就，让人感到仿佛是“落日的辉煌”。这当然有多种原因，但难道不可以说是科技争雄争霸时代的副产品吗？现在看来，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期并不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也不同仿佛是社会组织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0页。）的见解是正确的。

　　自由是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比起那些真正自由的、直面人类生存困境且充满审美意识的文学创作，网络写作的精神自由是大打折扣的。在创作的意义上，它带有“奴化”的色彩，因为它的“自由言说”的领域由于对象的“虚拟”而被束缚在了狭小的范围。如激进的“后现代”理论家鲍德里亚描写的那样，符号制造术所创造出来的景观社会类象内爆，使类象不再是对某个领域、某个指涉对象或某种实体的模拟。它无须原物或实物，而只是通过模型来产生真实，一种超真实，而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完全真实的东西，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以及经济的，成了眼球的折射物和注意力的玩偶，都已戴上超真实主义的类象特征。个人从这些信息渠道中所构成的现实的形象和模式也各不相同，千变万化。于是，更多的思想、观念和各种解释涌现到人们的意识当中，悄然而生又飘然而逝，那些被人们认作现实和对现实解释的整体产生的形象开始破裂和消解，产生出令人惊讶的变化。信息变成了具体化、个人化的东西，人们控制信息也受信息控制（注：引自魏家川《语言论立场与视觉中心主义》，《文艺评论》2001年第4期。）。因此，我同意这样的看法：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虚妄中抽身出来，恢复我们体察生活的耐心，恢复我们追问价值的执著，恢复我们直面人生的勇气（注：刘泰然：《质疑网络文学》，《文艺报》，2001年1月9日。）。重建个人与生活之间切肤之痛的真实关系，深入了解与洞穿存在的耀眼与迈进、荒诞与苍凉，不取媚于非人化的社会阶层，不取媚于网络这个庞然大物本身，更不急功近利地取媚于虚设的假想群体，也不为了单纯地满足自己的表现欲，为了一个美丽而绵长的夜晚，而应追求品位，追求品格，追求境界，追求新美，这样，网络文学才会在科技理性泛滥的时代获得健康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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